茶山山人

开篇辞｜序

Wed, 26 Mar 2025 00:00:0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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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与返归：三线人家庭的代际决裂与悲剧——评电影《青红》

Tue, 25 Nov 2025 00:00:00 GMT

山人案：业师杨先生今天课上组织同窗观看电影《青红》，山人于是重温此片，确实不失为一部值得思考和斟酌的影片，现将本人异时所作影片报告呈刊，供读者先生参看批评。

一、引言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王小帅的电影作品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边缘人物生存境遇的描摹，2005年上映的《青红》是他围绕精神自传、青春残酷、三线记忆、家庭伦理等问题，将镜头对准“三线人”这一群体，并将个人表达转向集体记忆的代表作。

作为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之一，除了他独有的青春叙事，影片也注入了他的贵州情结，所以影片拍摄于他的故乡贵阳，这使它超越了一般的青春叙事，成为了一段历史的切片。影片以“三线建设”为历史背景，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上海青年支援贵州建设的一家人的回城梦。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将一代城市人物迁徙至偏远地区，造成了共和国第一代移民，但随着三线迁徙的荣光跟随时代褪去，他们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心理创伤表现为“失根”的状态，在故事里具体化为青红的父辈们对“回上海”的执念。“上海”在他们的头脑中从思念符号化、理想化成为偏执，以此作为对抗现实困境和维系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继而在家庭内以管教和规训的手段强加于在本地出生对父辈故乡毫无情感联结的三线人二代。悲剧由此展开，代际决裂的问题从“回哪去”变成“我是谁”的拷问，最终酿成了一出悲剧。

评价电影《青红》，除了关注主角青红撕裂的青春，也要注意到父辈因历史原因所承受的创伤与对失落的故土的执念，这是青红一家命运中迁徙与返归的起点和结尾。

二、“三线建设”与“上海梦”

（一）“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出于对美苏可能发动的空前袭击与入侵的担忧以及战略纵深的考量，自1964年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三线建设”把共和国大量的沿海工业和军工企业从一线的沿海城市转移到偏僻的山区。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治动员下，伴随国防工业迁移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怀揣着建设祖国的激情，从上海、北京、东北等工业重镇迁往西南、西北的深山中。

“三线建设”中的新办厂企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客观上形成了有别于偏远地区社会的单位社会。据郭旭研究，“三线建设”的厂企内承担了职工和家属的全部社会功能，在偏远地区实现了三线人内部的内循环。^1由于三线人内部自成一体，事实上也与当地人在语音、消费、习惯上泾渭分明，三线人内部的内聚力来源于他们对建设美好祖国的共同理想和现实的企业办社会的组织关系。《青红》里吴青红和她的好闺蜜小珍的父辈就是依靠作为上海职工的身份认同维系关系的，他们是当地的闯入者，也是优越的外来者，所以影片里三线人的青红一家始终说上海话，这是他们来自上海的强烈身份优越感的体现。

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和中美蜜月提供的市场经济兴起，许多三线企业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迅速衰落，曾经荣光的三线人的身份逐渐被牺牲、离散、无根所定义，作为旧时代的功臣，他们逐渐走向边缘化，逐渐被国家和记忆遗忘，自身也产生了强烈的遗弃感。青红的父亲不止一次电话求助当年留在上海的亲戚帮他们一家返归上海做安置，但又无数次被“谁还认你这穷亲戚啊”拒绝。正是在这种无根的历史背景下，曾经为了信仰背井离乡远离城市来到乡村的一代三线人热情渐渐冷却，而现实却无情打击着这些曾经的热血青年，对故乡的情绪就不得不蔓延起来。

（二）“上海梦”的形成

正如米兰·昆德拉曾经描述的：“世人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2]当青红一家和无数三线人响应号召而来却最终陷入了理想的幻灭和回城无望的现实，青红父辈对“上海”的态度自然就从故乡异化为遥远的梦，“上海梦”与其说是青红父辈对故乡的乡愁，不如说是逐年累月形成的对“重返上海”的执念。

影片里的青红父亲总是暴躁而偏执，这正源于其身份认同的动摇，一方面他既无法也不愿融入贵州，又在与上海亲友的通信中被视为“乡下人”，这使他沦为“落地不生根”的漂泊者。作为地理与文化边缘的贵州人，心理上仍旧保持着“上海人”优越使命观，可惜他却同时在与故乡的联系中不断被边缘化。处于双重边缘的他，难怪对女儿青红总是实施在今天看来极为极端的管教行为。但他口中挂念“回上海”却也是他用以对抗现实、重建身份尊严的唯一办法。

雅克·拉康曾提出代表语言、法律、社会规范和权威的象征秩序化身的“大他者”，并认为“大他者”的存在构筑了主体的现实世界，并规定了其欲望的方向。个体的身份正是在被“大他者”承认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其欲望从根本上说是“他者的欲望”——即渴望得到“大他者”的认可。青红的父辈从上海的社会与文化环境里被拔起移植在贵州的山沟里，但当地的文化并不是他的文化，当国家倡导的奉献叙事不足以填补他们生存的意义空白，他们就找不到稳定的“大他者”来定位自己的存在。为了弥补缺失，对上海的幻想就自然成为他们建构的新的符号。上海在他们心中其实早就不是真实的上海了，取而代之的是青红父亲口中反复拿来与贵州比较并告诫青红的高度理想化的象征符号，代表了其优越的文化认同以及身份的归属。

当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验证这个“大他者”的存在合理性，满足这个幻想的要求以求取认同，也就能解释青红父亲在贵州坚持使用上海方言，对当地表现的不加掩饰的鄙夷，以及他毕生执着的“回去”二字，因为破碎的身份需要修复，生命并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缺席的理想。

三、规训与反抗

青红父亲对“上海梦”的渴求在家庭里通过矛盾表现为两代人管教与反抗的代际裂痕中，父亲对女儿强加的规训和青红无声的反抗最终都以失败结束则不可避免为青红一家带来代际创伤并蒙上悲剧色彩。

（一）两代人冲突的身份认同

如果回到影片里寻找两代人矛盾的起点则绕不开两代人冲突的身份认同。父亲的身份认同来源于对上海的回溯，它建立在失落的生活与“上海梦”的高度幻想的鸿沟之上，而青红出生在贵州，成长在贵州，青红的任何认同都来源于十几年的个人经历。她对当下生活的认可促使她在贵州有自己的友谊和亲情，以及她与小根之间萌生的初恋情感，贵州就是她唯一熟悉的故乡。

于是青红一家两代人存在着象征的上海身份与现实的贵州身份的冲突。当父亲试图用他的认同去覆盖乃至抹杀女儿的观念，造成了青红内心无法承受的失衡，所谓的“上海梦”在她看来充满反讽，对她而言，上海非但不是美梦，反而是威胁要抹去她一生记忆的冰冷而陌生的噩梦。

（二）父亲的规训

福柯曾把权力的模式区分为前现代的“君主权力”和现代的“规训权力”，[^3]福柯认为前者通过暴烈的惩戒来展示权威，而规训则更为压抑，表现为规训不摧残人的身体，而是塑造驯顺且有用的身体以符合规训的规范。

三线工厂封闭的“企业办社会”模式为青红一家内部的规训机制提供了场所，作为控制生活方方面面的机构，三线厂企本身就是一个时刻被监视的封闭空间。父亲将工厂的逻辑自然移植到了家庭之中。家也就不再是工厂之外的避风港，而成了工厂车间的延伸。无处可逃的环境使得青红不可能找到替代性的社会空间来发展自我认同，不断令父亲的权力更加绝对。

父亲通过监视、矫正与审查女儿的行为对女儿身体、行为、社交乃至思想的全面监控企图扼杀女儿的贵州认同，不断强化塑造一个上海人后代的归属。他不仅亲自跟踪青红上下学，严密监控她的社交圈，甚至强阅她的私人信件。父亲的行为目的非常明确：任何阻止女儿回到上海的行为——无论是与本地男孩的交往，还是对学业的些许松懈——都会立即遭到他的打骂。父亲不止一次没收并烧毁小根给女儿的情书、盘问青红的行踪、甚至不惜以伪造病假条的方式剥夺她参加工厂实习的机会，不断对她的审查无非确保青红沿着他设定的轨道回到上海。但事与愿违，当小根送给青红一双红色高跟鞋时，正如红色的鞋在灰蒙蒙的影片中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它也成为了父亲的眼中钉——女儿萌动的爱情、个性的舒展以及与贵州的情感链接将会耽误自己女儿“前程”。因此父亲愤怒地将其扔掉，粗暴地剥夺了青红的青春梦与个体意识。

（三）青红的反抗

相较于父亲压制的专制性，青红的反抗显得相当无声。影片里的青红的性格被塑造为被动、顺从，她的沉默寡言使得她并不通过激烈的言辞而是借身体与叛逆的行为来反抗。青红偷偷穿上那双高跟鞋，在好友面前旋转起舞；她以补习为名参加地下舞会；与思想前卫的珍珍保持友谊——这些都是对父亲管教边界的试探与挑战。但这些微弱的反抗被父亲一一镇压，她的反抗随之走向更为决绝的形式——绝食。青红以身体的匮乏来对抗精神的压迫。而在被强暴后选择割腕自杀则是她的反抗的极端化，是她以身体的毁灭来对抗外部权力的结果。由于父亲的历史创伤如此之深，其规训的强制力坚不可摧，而青红的青春与成长又是不可逆转的自然力量，两者的碰撞必然导向悲剧的结局。

有意思的是王小帅对青红的反抗偏爱于长镜头和固定机位，长镜头不间断的时长和相对固定的画框迫使观众与角色栖居于压抑的时空，无法通过快速剪辑获得喘息。而《青红》的摄影机常常隔着门窗，从远处静静地观察青红，模仿着父亲的规训与凝视。除了父亲的规训的凝视，小根对青红欲望的凝视起初充满了青春期少年纯真的爱慕与躁动，但在青红父亲的阻挠与阶层差异的刺激下逐渐失控，最终转化为冲动的占有欲和性暴力。观众被置于尴尬的观察者位置，参与甚至共谋了这场监视，我们目睹着青红的沉默与痛苦却无力介入。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青红被强暴后，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小路上。摄影机静止不动，任由青红从远景的模糊身影，步履蹒跚地走进中近景，她满身的泥污与绝望的神情被毫无保留地呈现。王小帅并不使用煽情的剪辑或音乐，他强迫观众直面人物的痛苦，以冷峻的凝视唤起深沉的悲悯，也就能与生活在这样窒息感的环境下以无声的反抗作为在牢笼中唯一可能的反抗姿态的青红产生共鸣。

四、悲剧的结局

小根作为本地青年，对上海家庭的青红的爱恋在青红父亲绝对的压制逐渐由纯情走向绝望，当他得知青红即将离开的现实，彻底失去了理智，导致了欲望的畸变与暴力的冲动。但个人的悲剧却以小根的强奸罪在公审大会后被判处死刑结束，这与1983年的“严打”产生了互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大量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的出现，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198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从重从快”的量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扩大了“流氓罪”等罪名的适用范围，死刑被不断判出。小根的罪名本不至死，却在“严打”的背景下被迅速定性并处以大刑，加重了悲剧的色彩。王小帅对小根之死的处理的克制和冷静以至于他以青红一家乘车离开时画外传来遥远的三声枪响展现出来，车内的青红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声画分离与视觉的留白避免了直接渲染暴力，却以鲜活的青春被时代车轮无声地碾过而结束。

极端的方式解决了所有矛盾，带来的却不是救赎，而是彻底的毁灭：小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青红遭受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而父亲的“上海梦”也在女儿的悲剧中彻底破碎。当影片的最后一幕，吴家三口乘坐吉普车离开贵州，驶向上海，这一次却不是荣归故里的凯旋，毋宁说是一场压抑的送葬。他们物理上虽已返回上海，精神上的还乡却已然破灭。他们魂牵梦绕的“上海梦”是以牺牲现实中所有珍贵之物为代价换来的：青红的青春、她的初恋，以及她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车内死一般的沉寂和家人之间无法逾越的情感鸿沟，宣告了家庭的瓦解，留给他们的联结只剩下共同的创伤。

五、结语

青红是个历史的符号，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曾经在中国的那一代人很多人发生过。影片结尾对青红一家前途未卜的开放式结局，也不仅是青红一家的命运写照，也象征着那一代被历史洪流裹挟、青春时迁徙、暮年时返归的三线人的集体命运。王小帅通过青红一家的故事完成了对这段集体记忆的反思。《青红》的终极悲剧在于其无解性，它展示了一个去留都无法获得救赎的困境。留下，意味着在文化和身份的隔阂中继续煎熬；回去，则意味着要在一个早已物是人非的故乡，开始新一轮的疏离与漂泊，他们与大时代格格不入，这便是影片人物的可怜之处。正如青红不止一次的说，贵州便是她的家，父亲却在灌输着她不是这里的人，她茫然无助，找不到自己的根，他们的人生也就成为了封闭的悲剧循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寻找一个不复存在的家园。

2025年10月28日夜

[^2]: 米兰·昆德拉：《玩笑》，转引自《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代译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3]: 胡颖峰：《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权力理论新探》，《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14-116页。

制造《昆仑山铭》：青海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真伪事件的评述

Thu, 20 Nov 2025 00:00:00 GMT

引子

尕日塘秦石刻（亦称“昆仑石刻”）乃是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号陡坎左下方的一块岩石之上的铭刻。石刻于2020年7月为侯光良教授发现但当时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直到2025年6月仝涛研究员成功释读铭文并发文解读引起了学界的大讨论。持续至9月的大辩论中又以《光明日报》专设“学术争鸣”专栏刊发的五十余篇文章最为激烈，讨论总字数超过15万字。围绕石刻的辩论重点在于石刻的真伪，也不乏有些许延伸问题，大辩论直至9月为国家文物局的鉴定结果暂时得到平息。

约莫仲夏前，笔者亦注意到此热点，因笔者所习之领域不在秦汉史，不敢说有较深理解，遗憾一直未等来“伪刻”支持者辛德勇先生的著作问世，对此之关注逐渐随时间销声匿迹。初冬前受朋友之委托希望笔者对此事件评述一番，重新翻阅资料十余天，笔者发现未有人对此之学术讨论进行综述，多为一家之言，一些总结亦有失偏颇。现就笔者所见之资料对石刻的发现经过、学术讨论、分歧及文物局认定的报告进行些许梳理以便读者先生对此之全貌可得约略。综述之外，亦附笔者对石刻之鄙见与质证。因痛爱辛德勇先生未刊著作《制造<昆仑山铭>》标题之概述性，故借用作题，与其述无关。

由于学术需要，文内将借用公开资料上的图片说明，这些图片仅是用于本文的讨论，不涉及商业及其他，如涉及版权请告知删除。

一、石刻之问世

2020年7月5日，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侯光良教授率领团队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区扎陵湖北岸开展植被与早期人类活动遗迹调查时，意外发现一处摩崖石刻。侯光良在其发现记中描述道：团队在扎陵湖北岸发现石棺葬后，向前行驶不远，注意到“湖北岸有一块巨大的突兀的岩石，在平缓的草地上格外显眼”。走近后发现“接近地面的一块半椭圆形岩石的平整面上，有弯弯曲曲的线条”，经辨认为篆书“皇”字。^1

侯光良先生对“皇”字石刻进行了初步解读，辨识出十余字，包括“皇帝”、“大大”、“乐”、“翳”、“己卯”、“车到”、“百里”等。由于“笔法劲道有力”，侯先生推测这是古代刻石遗迹，且书写者应当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可能来自中原，又说“扎陵湖北岸在古代是何等绝远之地，绝非个人之力所能及，一定是个团队，背后一定有国家力量在推动”。结合上述要求，他初步推测石刻当与唐文成公主进藏（641年）、元代绘制河源图（1280年）或清代探源活动（1704年、1782年）有关。^1

侯先生的发现上报青海省文物局后，8月，省文物局便委托考古调查队赴现场调查，并通过三维扫描技术等对其进行深入辨识。^22023年侯先生在其专著《昆仑上下：青海的史前文化》中正式发布这一发现，仍判断年代为元代或清代。

二、石刻的再考察与商略的开端

现在回看侯先生的发现只不过局限于小范围的学术交流，倘若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对石刻的再考察亦遑论商略。2023年4月，青海省玛多县政府邀请仝涛对莫格德哇遗址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进行调研。期间在玛多县工作组的带领陪同下，仝涛赴刻石现场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对刻石内容进行了记录并逐渐形成了与侯光良不同的判断。^2

2025年6月8日，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正式向公众提出了他的论断。《实证》描述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凸出的玄武岩基部，为摩崖石刻。刻文岩壁呈菱形，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0厘米。文字自右向左、自上而下凿刻，共37字，分12行，单字长5-7厘米。^3

其释文为：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

大意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3

仝涛从此释读解读石刻，认为石刻字体为典型秦小篆，其中“五大夫”为战国秦文字习见合文写法，“昆仑”之“仑”写作“陯”（阜旁）均属秦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仝涛依据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认为“廿六年三月己卯”所指乃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三月二十九日。因石刻发现地位于海拔4300米上的扎陵湖畔，扎陵湖之南即巴颜喀拉山脉。仝涛主张石刻中“昆仑”所指即巴颜喀拉山脉及周边区域，与《山海经》《禹贡》等文献“河出昆仑”的记载契合，因石刻末句“前□可一百五十里”，按秦里计算约62.37公里，正好对应当今的“星宿海”位置，而星宿海又长期被认为是黄河源所在。由此仝先生判断石刻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并进一步申论隋唐时期“唐蕃古道”或其雏形在秦即已贯通，秦的疆域或地理认识可能远超史学界一般所见的“西至临洮”。^3

这么看来，石刻的历史价值无可估量，即使忽略仝先生的推论，其释读至少在时间层面将秦始皇晚年才兴起的大规模求仙活动推早至“廿六年”（前221年），又在空间上将秦始皇的求仙范围从东部沿海扩展至青藏高原腹地和黄河源，也难怪其论断迅速引起学界关注。

不过正如后续学界之讨论一般，仝先生关于“廿六年”的初步释读，在古文字学和秦历法的吻合度上存在明显可商榷之处，但不妨碍支持者为之振奋，认为这是足以改写信史的重大突破，而质疑者则认为其结论过于大胆，证据链尚存诸多疑点。于是，围绕石刻的讨论和结论迅速形成两派，一则仝涛的释读有误（即刻石为真，但释读有误），一则刻石乃是伪造，学术争鸣由此展开。

三、关于石刻真伪问题的大讨论

（一）疑真派

笔者将支持和质疑石刻的两派称作疑真派与疑伪派，相信石刻为真的学者主要从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刻字技术方面对石刻文字特征、历史情境、刻制工艺等方面举证。

1、古文字学与石刻文字特征说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最早在《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一文支持石刻为真，后来又发文《再论昆仑石刻》修正其论据。他将石刻中的28个字与其他秦文字资料比对，如秦阎良刻石、秦宗邑瓦书、秦签署陶文等，涉及石刻、玺印、竹简、封泥、陶文不同载体，认为“字体特征符合度高达100%”，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

刘钊还根据石刻高清照片对“廿六”与历法不符的质疑提出新释当为“卅七”，“卅七年三月己卯”即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初二（公元前210年3月27日），与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吻合。此外他认为在没有先秦典籍相同文本可供仿照的情况下，构拟出如此符合秦代文风、语法规范且内容与史实暗合的文字是极其困难的事。^4

《金石研究》主编张志敏也对释读进行修订，认为“臣”字应释为“田”字，理由是仔细观察可见“田”字之“口”完全合围，里面“十”之竖笔呈贯穿状。“田翳”即五大夫之姓名，可能是东方齐人。他还指出“方士”之“士”应为“支”字通“技”或“伎”，“方伎”即方技之士，在文献中常见。最后他提出“廿六”误读是引起质疑的关键，而“卅七年”的确认使历日问题得以解决。^5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杰则从语言学角度论证“采药”一词的合理性。因《史记·孝武本纪》《史记·封禅书》均可见“采芝药”的说法，而无论“芝药”是定中结构还是并列结构都说明西汉语言环境中存在“采药”表达。“采”和“药”作为动词和名词，搭配在语法、语义上都没有问题。他批驳了“药”指人造物因而不能“采”的观点，认为“药”字从“艸”，本义即可治病的植物，此可见《墨子·贵义》将“药”解释为“草之本”。^6

2、刻制工艺与技术说

物理学博士李跃林从刻字技术演变史角度举证，认为观秦汉以来刻字技术的发展，秦至西汉初期采用“平口刀平入法”，这种方法简单粗暴，线条两侧易崩裂，无法精确控制刻制效果。

东汉中期后发展出更复杂的“平底法”和“双刀法”才产生了清晰的字口和良好视觉效果。东汉以后形成的书刻理念追求石面和拓本视觉效果影响后人只用他们掌握的先进技术来制作石刻，不可能“返祖”使用原始的平口刀平入法。

对比西安阎良出土的秦代石刻李跃林主张石刻使用的正是秦“平口刀直接入石”的单刀刻法，其形成的U形字口、线条两侧因受力而产生的细微崩裂、以及笔画转折处的提刀痕迹与《阎良石望》刻石和西汉早期墓葬塞石的特征高度一致。^7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副教授冯立补充了刻法的细节观察，认为单刀平铲法受石质软硬影响，线条底部有锉痕与边缘崩裂，与秦诏版、秦简的刻制特征高度一致，并说如果是伪作，作伪者必然参考同时期资料，为何不按“标准品”而要采用如此“未见”的随形布局？明显的“不规范”反而是作伪者不会犯的错误。^8

3、历史情境与可行性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从神话动机、医药传统、交通技术等论证秦赴昆仑采药的可行性。一则战国至秦汉时期“昆仑”与“蓬莱”为两大并行仙山体系，《山海经》《楚辞》等载昆仑为西王母居所，有不死树、不死药。《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记录了秦始皇三十六年出现了“荧惑守心”天象，加上“今年祖龙死”的谶语，这些促使秦始皇在三十七年四处“游徙”并派人采药。二则西北羌人有药物采集传统。三则秦人养马及车辆制造技术居世界前列，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可以证明秦人在技术上具有抵达扎陵湖的可能。^9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郭涛则分析“羌中道”论证秦交通。《史记》载秦地“西至临洮、羌中”，羌中虽在徼外，但秦与羌中存在长期交往。“羌中道”应为当时中原与西域沟通的桥梁，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并行。石刻的发现可以说丰富了羌中道的历史和意义。^10

敦煌研究院的米小强则从秦与西羌关系入手分析了秦使团西至扎陵湖的可能性。他先梳理了从秦厉公时爰剑逃亡、秦献公“威服羌戎”到秦始皇时期羌中臣属的历史，认为秦始皇三十三年“西略氐羌”后，西羌臣属程度大大加深，可为采药使团提供帮助。他还申论秦始皇二十六年的临洮“见大人”事件可与昆仑仙人产生联想，这可能是导致秦始皇遣使西行的动机之一。^11

4、考古与田野调查说

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岩画调查的探险家周行康以其实地调查的经验断定石刻风化特征为真。他比对了位于青藏高原不同海拔、不同年代的周举例嘎青岩画、野牛沟岩画、布由岩画、热帮沟藏文石刻，分析其间刻痕与岩石裂缝的关系、刻痕风化的特征以及深色风化物的分布，认为就刻痕风化特征看，刻石可排除近百年内创作的可能性，石刻总体符合距今两千年以上的特征。他还反问“对于石刻造假的猜测，如何在新刻之后模仿长期风化造成的每一笔画上诸多细微的物理性状变化细节？又如何制造出刻痕内部长期风化导致的紧密附着物”？^12

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汤惠生也举例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距今3200-2000年），认为岩画刻痕同样清晰新鲜，说明在年降雨量300毫米左右的干旱地区，刻痕腐蚀程度主要取决于降雨量和石质，而非简单的时间推算。《穆天子传》等文献可以论证远游求仙、勒石纪功的传统至少从周穆王就开始，秦始皇效仿前代有历史依据。^13

国家文物局曾于7月组织考察队入青海考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是其一。基于对刻石的现场观察与记录，他认为刻石历时久远，可以排除近现代凿刻的可能性。通过逐字观察字形、刻痕、岩面状况，他赞同刻石使用了平口凿工具，并说采用了斜平凿和斜侧凿两种方式，上半部多为斜平凿，下半部多见斜侧凿，原因是下半部距地表太近，动作受限。张注意到刻石所在岩体是该区域唯一适合刻制的垂直岩面，并说刻石附近地势平缓、水源充足，推测采药队伍返程途中在此歇息，环顾四周选择合适岩面刻铭纪念的可能性较大。^14

5、文献与历法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对历日论证有较为新颖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是伪作，必然要与《史记》载“七月丙寅”（秦始皇崩于沙丘）匹配。但通过干支推算，“十月癸丑+三月己卯+七月丙寅”在三十七年无法自洽。根据周家台秦简历谱，三十七年七月并无丙寅日，七月丙寅本身存在错误，而石刻的“三月己卯”恰好与周家台历谱吻合（三月初二），证明刻石者使用的是真实月相，并非据《史记》推算得出。而在1993年周家台秦墓发掘前，作伪者根本无从知晓真实历日，如何敢与司马迁“叫板”？^15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姜生通过高清照片发现了“夫=”合文顶部的“+”部分刻痕，认为这种标准的秦篆“大夫”合文写法符合《岳麓书院秦简》的字形特征，在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乃至楚简中均有实例可循，是战国秦汉时期常见的省写方式。除此之外，他还修订释读为“二百五十里”而非“一百五十里”，认为岩石立面顶部粗糙边缘的刻痕反映了刻工的实际困难，并非刻意为之。^16

6、书法说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丁万里从书法史角度辩护，认为把石刻与泰山、琅琊等官方刻石比较不公平，因后者是皇帝亲巡、李斯书丹的国家工程，而“昆仑石刻”只是五大夫率队的记事性题刻，人员、规模、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对比秦诏版、秦封泥、秦简等不同载体文字，石刻某些字的笔画特征（如“藥”字下部“樂”、“月”字）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高度相似，横画弧度等细节体现出秦代篆书特征。^17

冯立补充了书风的时代分析，指出秦文字在金、玉、石、陶、木、帛不同载体上本就存在风格差异，但时代特征和书写广度是统一的。峄山刻石、琅琊刻石是国家工程，由李斯书丹，而“昆仑石刻”是五大夫率队的记事题刻，两者不可比。石刻与峄山刻石的“似与不似”恰恰反映了秦文字的真实面貌，不能以玉箸篆为标准来衡量秦人的真实书写。^8

7、出土文献印证说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谢坤从里耶秦简提供了旁证。里耶秦简7-105载“求药天下其县所有”证明了秦始皇的求药活动是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且在全国郡县施行的国家工程。简9-1305+9-1739“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及它奇物者”，说明了秦始皇的求药活动是由皇权主导、基层执行、目标明确的全国性系统工程，是依托郡县行政体系形成的组织严密、路径多样的庞大求药网络。简12-1324“琅邪献昆陯五杏药”则是直接证据，因其中“昆陯”的写法与石刻一致，而该简至今未正式公布不可能被现代造假者知晓和抄袭，“采药昆仑”不是孤证，石刻与里耶秦简足以形成互证关系。^18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姚磊则结合北大藏汉简《赵正书》说明“卅七年”在秦始皇统治年间的特殊性。《赵正书》载秦始皇“谓左右曰：天命不可变欤？吾未尝病如此……吾自视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于欤？”。这可与石刻以及《史记》相关记载形成印证，可见“卅七年”是秦始皇自认天命期限的一年，“五大夫翳”在昆仑采药有现实可能性，符合秦始皇在生命终点前的挣扎与执念。而所谓有“车”随行，“二百五十里”的距离则是由于“卅七年”秦始皇正在巡行远离关中，“五大夫翳”在昆仑采药后势必需要计算路程。^19

（二）疑伪派

与疑真派类似，质疑者自书法学、金石学、历史学、地理学对石刻书法风格、历法问题、地理环境、发现疑点等提出论点。

1、书法风格与章法质疑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刘绍刚从书法角度提出三大质疑。其一是行气问题，石刻明显没有行气，字的大小极不均匀且不合理，与秦石刻、秦诏版乃至秦简的行气传统完全不符。其二是疏密问题，“皇帝”二字中“帝”字过小，“采樂”二字中“采”字过大而“樂”字极小，同样部首写法不协调。其三是横画笔势，横画或直或弯，在一个字中混杂不同笔势，如“車”字起笔横和中间横平直，末笔横却向右上行笔，这种混乱的笔势在秦书刻文字中不会出现。他引述董珊教授意见说：《里耶秦简·更名方》规定“皇”字“白”形横画与边框不连，作悬中一短横，而石刻“皇”字短横与边框相接，不符合秦统一文字后的规定写法。^20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衣雪峰提出“书风与场合不符”的质疑，认为秦代不同书体对应不同使用场合，场合越庄重，书体风格越严谨。石刻既提到“皇帝”，属于极为庄严郑重的场合，就应该有纵横界格，字形统一，笔势协调。而石刻没有纵横界格，纵横秩序松懈，与应有的庄严郑重不符。文内还列举“皇帝”“大夫”“廿六（卅七）”“年”“三月、己卯”“到”“前”“里”等字，认为混用了秦石刻、秦诏版、秦简、秦印、东汉《袁安碑》甚至近代篆书的写法。^21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祝帅还提出“魏晋新体”质疑。他注意到石刻中出现了横画向右上倾斜的“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魏晋以后才出现的书法特征，与秦篆追求平正安稳的审美截然不同。例如“陯”字的“阝”旁三个“口”挤在上二分之一处以突出竖弯钩的飘逸乃是隶变之后才出现的处理方式；“里”字压缩上部“田”字却留出大量外部空间，“车”字呈“一、田、一”结构中间最小、底部最长，这些都是魏晋新体乃至宋元篆书、清篆的典型写法，是受楷书结字习惯反向影响的结果，不可能出现在秦人笔下。^22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蔡大礼指出石刻所用篆书实为玉箸篆，而非秦小篆或李斯篆。玉箸篆是唐李阳冰开创的风格，强化了线条清、匀、净的特征，追求极端理想化的审美，与秦篆有古朴厚重、具有书写韵律的真实面貌有明显差异。蔡怀疑石刻是以峄山刻石玉箸篆摹本为蓝本，而峄山刻石已确定为宋郑文宝据徐铉摹本重刻，字体内反映的是唐宋人对秦篆的理解，而非秦书原貌。^23

2、历日时间质疑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最初提出了历日不合的质疑。根据里耶秦简《更名方》和秦《颛顼历》，他复原了秦始皇二十一至二十九年三月朔日干支，认为只有二十二年三月乙亥朔和二十三年三月己巳朔符合条件，“廿六年三月己卯”无法与《颛顼历》吻合，仝涛所释读的“（秦始皇）廿六年三月”，其月份的朔日干支应为“丁巳”，该月绝不可能出现“己卯”这一干支日。由此他批评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采用“年中置闰”的推算方法缺乏史料依据，而里耶秦简明确记载的“廿六年三月壬午朔”证明饶历对秦始皇二十六年的安排有误。^24

约莫同一时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其公众号“辛德勇自述”表示怀疑，谓“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25]辛德勇完整的质疑笔者尚无法得知，但据德勇先生零碎的文字可见他提及的“廿六”改“卅七”的问题，谓造假者应初据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编出“廿六年三月己卯”日期，但里耶秦简实际用例告诉我们该年无闰二月，故三月应以壬午为朔日，在己卯后三日，该月自无己卯日。作伪者在经人指出干支不符后，改“廿”为“卅”（中添一竖），并将年份读作“卅七”，这样该年三月戊寅朔，己卯在初二日，干支始不再牴牾。德勇先生调侃：假若下部图片不是人为PS，而确是近日拍摄，那么作伪的水实在太深、也太浑了。[^26]

时间	里耶秦简朔干支[^27]	周家台秦简朔干支[^28]	岳麓书院藏秦简朔干支[^29]
廿七年二月	丙子		丙子
廿七年八月	甲戌		癸酉
卅四年十月		戊戌	戊戌
卅四年十一月		丁卯	丁卯
卅四年十二月		丁酉	丁酉
卅四年正月		丁卯	丁卯
卅四年二月		丙申	丙申
卅四年三月		乙丑	丙寅
卅四年四月		乙未	乙未
卅四年五月		甲子	乙丑
卅四年六月	甲午	甲午	甲午
卅四年七月	甲子	癸亥	甲子
卅四年八月	癸巳	癸巳	癸巳
卅四年九月		癸亥	癸亥
卅四年后九月		癸巳	壬辰
卅五年四月	己未		己未

赵江红2018年曾提出不同出土地的秦简所记朔日干支不同可能是古六历关于具体朔日的一日之差，一般不是误算，而是时差在各诸侯国历法上的具体反映。[^30]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亦很早质疑石刻时间推算。据他微博发言：《史记》载秦始皇26年灭六国、始议帝号，若石刻记载五大夫26年3月到达河源，参照元代都实探河源的行程（4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25年的冬天或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况且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冬天冰天雪地，道路难行，沿途粮草供应更是问题，元代的都实选了初夏四月出发，历经整个夏天方到达河源。秦代方士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是去采冬虫夏草呢？还是去送死呢”？[^31]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俞志慧后来从文本细节提出多项质疑，认为“采药”作为涉及皇帝健康的隐私，五大夫怎么敢刻石昭告天下？刻石违背了“寡人有疾”的避讳传统。此外，横画笔势的混乱、“年”字的剥蚀状况似在剥蚀后刻制、字体大小比例的不协调等指向可能的作伪。[^32]

3、地理环境与发现过程质疑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王乃昂从地理学角度提出五点疑问。其一岩性：石刻所在地层为砂岩而非玄武岩，砂岩不耐风化，与长期保存矛盾。其二交通：“车到此”在高寒气候、生产力不发达的秦代是小概率事件。其三地衣缺失：刻面、刻痕、凹穴均未见壳状地衣，无法通过地衣覆盖证明其为古代遗存。其四明度差异：字体之间存在明度差异，“月”“到”二字刻痕明显较新。其五风化矛盾：砂岩不耐风化，秦泰山、峄山刻石（玄武岩等硬质岩石）已严重风化难辨，而此石刻却相对完好。[^33]

四川师范大学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波则从历史地理角度质疑昆仑山地望，因昆仑所在在历史上不断西移，最早出《禹贡》的“织皮昆仑”（陕西东部）、《穆天子传》的昆仑（可能在中亚），后到汉武帝钦定的于阗南山，隋唐的阿尼玛卿山，清代的冈底斯山。秦始皇按《史记·封禅书》确定的天下名山，西部最远到岷山，扎陵湖所在位置远超秦始皇天下名山的西部边界，不符合秦代的地理认知。[^34]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详细梳理了元都实（1280年）、清康熙拉锡（1704年）、清乾隆阿弥达（1782年）、1952年和1978年的五次官方河源考察。谓1952年考察队在扎陵湖出口详细记录了河畔、山腰、山顶的佛像和藏文石片，历时2个月，却未发现此石刻。1978年考察组召开17次调查会，访问129人次，仍未获得任何相关信息。由此质疑石刻位于进藏大路边、位置显眼，为何长期未被发现和记载？[^35]

对刻石地理学的判断除了分量很大的学者提出，亦可见到不少社会声音。辽宁的“汝南玖钧”有一帖子指出刻石某些笔画呈现软软的打弯和螺丝状旋转螺纹，不符合刀凿特征，反而像是手电钻碰到硬质出现抖动所致。此外字口之内几乎没有水流侵蚀形成的牛毛纹，而岩面的牛毛纹竟能越过字口顺下而不改道，说明大自然的风雨雪霜还未来得及改道。某些崩解绺裂的茬口还新旧不一，与刻字顺序存在逻辑矛盾。[^36]

文脉云的刘毅亦有十大疑点文，谓半“日”不能直接肯定为“昆”，更不能直接确认仅失一字；“陯”可以肯定并非“仑”，更可能为“隃”，意为远地。秦历三月或为今十二月，深冬时节人不可能进入扎陵湖采药，且秦始皇遣使向西“采药昆仑”无任何文献记载，秦始皇不视“昆仑”为“仙”山而是“神”山。这些疑点可总结为石刻年代考证过程疑点重重，时间模糊、地点不明、断代草率，在先秦条件下“乘车前往”亦几乎不可行，用秦代石刻证实唐代河源考证无异于多此一举。[^37]

4、文本内容与逻辑质疑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质疑刻石的求药动机，因秦始皇求药的逻辑是“不死仙药—帝王—方士—神仙世界”，徐福等方士通过海市蜃楼构建了蓬莱仙境，能“虎口拔牙”不断从秦始皇处获取资源。如果五大夫翳真的去昆仑采药，他们凭什么判断扎陵湖畔就是传说中的昆仑？既未遇到珠玕之树，也未见西王母，在荒凉之地刻石的原动力何在？难道是为了纪念失败？[^38]

上饶师范学院教授李豪也提出了三个疑点。一是对比北宋《金石录》，秦代石刻十分罕见，仅著录4处秦刻石，而北宋摩崖20余处、唐代摩崖47处，远在秦境外的此石刻却保存完好，令人生疑。二是“五”字下方已有缺损，而“臣”字下方完好，缺损边缘平整，不符合自然风化规律。三是行文上“翳”字自称出现三次，违背古汉语常省略主语的习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一句中，“以”后接两个宾语，语法结构别扭。[^39]

5、里耶秦简与“东昆仑”说

前面提到的文脉云刘毅据《山海经》载认为实有两处昆仑，即一般所言的“西昆仑”和较少提及的“东昆仑”。《海外南经》中“昆仑虚在其东”和“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的记载可以结合考古学证据推测出今淄博市淄川区应存有一个昆仑镇，正好位于东边岳石文化崛起地和西边龙山文化核心区的交汇之地。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解释应为：琅琊台附近的“昆仑”采得“五杏药”，于是在琅琊台刻石大典上和生鲜“秋鰝”一起进贡给皇帝。尽管没有直接解读石刻，但对里耶秦简的故事新解比从扎陵湖采药再远赴五千里至琅琊台献药的故事合理得多。[^40]

（三）真伪问题之外的石刻内涵解释问题

仝涛刊文以后学界虽说围绕石刻真伪分开了两大派，但不少学者逐渐在真伪辩论的讨论中不经意地展开了对石刻的内涵解释问题的解读。这些解读在一开始仍然和真伪问题夹杂在一起刊文，但随着时间推进，也逐渐显现出它们脱胎真伪问题的趋势，以至于9月国家文物局的新鉴定出台后，它们不至于持续发酵，其学术生命力似乎更强。

1、昆仑地望的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叶舒宪在讨论中提出“四重证据法”和昆仑地望演变的“三代论”，认为相比书证，更加确凿的证据是物证，围绕石刻展开考古调查或试掘才能还原史实和逻辑。叶确认先秦昆仑的唯一可求证物证是“是否出产优质玉石（透闪石）”，而非河源或西王母所在。他还提出古人昆仑观演化的“祖辈—父辈—孙辈”模式：祖辈昆仑（先秦至西汉）指马衔山、祁连山玉矿；父辈昆仑（汉武帝至清中叶）指和田昆仑山；孙辈昆仑（现代）指巴颜喀拉山。按他的见解，即使石刻为真，也只能证明青海是古昆仑山所在地之一，而非唯一所在。[^41]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学书力主“昆仑应指西蜀岷山”。他从《山海经》“昆仑为帝之下都、载天之山”“河出昆仑之北”、三星堆遗址青铜神坛的三层四方形结构以及《神农本草经》记载，谓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指向岷山才是“昆仑”，秦始皇派韩终赴岷山采药有明确记载，而无派人赴黄河源头的依据。[^42]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宏伟从语言学分析“昆仑”含义，认为“仑”（陯）本义是“山阜陷也”，即沟谷地貌，“昆”义为“众多”，“昆仑”即“众多沟谷”，最初指陕北陇东黄土高原。随着黄帝系先民西迁，类似地貌也被称为昆仑，这是先秦时期昆仑不止一处的缘故。[^43]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武锋引王应麟《困学纪闻》，说明古代学者很清楚昆仑山有多个地方，存在虚实并立、一名多义、一名多地现象。即使石刻为真，也只能说明青海是古昆仑山所在地之一，“实证”古代昆仑地理位置的说法不够严谨。[^44]

文脉云的王岸柳的昆仑演化的六阶段论似乎更有意思，他认为昆仑起源于大型祭祀和庆典，与“坛庙冢”实体相伴而生，只有石峁古城这样的大城建成后，后世华夏第一神话体系意义上的昆仑才真正出现。石峁古城从BC2200年代皇城台始建到BC1600年代彻底废弃，昆仑实体空间投入使用历时约600年。某些利益相关者格局逼仄、认知低下，为说源头强出头，生造一个“采药昆仑”石刻以作“人文河源”之铁证，始则勉为其难，终必无功而返。[^45]

阶段	时间	标志	特征	内涵	人物
语音时代	远古-BC2700	半坡遗址<br><br>祀火崇拜	有音无字	洪荒之音	燧人氏<br><br>炎帝
文字时代	BC2700	涿鹿之战<br><br>高阳崇拜	音字并行	天粟鬼哭	仓颉<br><br>黄帝
实体时代	BC2200<br><br>-BC1600	石峁古城<br><br>皇城台始建	有实无虚	华夏祖庭	鲧禹<br><br>西王母
传说时代	BC1600<br><br>-BC140	石峁古城<br><br>废弃	脱实向虚	另类史诗	周穆王<br><br>屈原
神话时代	BC140<br><br>-2012	汉武帝<br><br>命名昆仑山	虚实相生	东方之巅	汉武帝<br><br>教员
正史时代	2012<br><br>至今	石峁遗址<br><br>再现	虚实四相	王者归来	-

“昆仑”演化六阶段一览表[^45]

2、“采药”的流变与刻石的性质

胡文辉提出“采药”一词晚出说，谓“采药”不见于先秦及《史记》，最早出现在《汉书·郊祀志》西汉谷永的话中，而此时距秦统一超过二百年。“采”指采集自然物，“药”指人造合成物，在古代的本义更多指经人工炼制的丹砂、金石之物，而非可在野外“采”撷的草木，“采药”搭配语义矛盾，“采药”作为固定词语的形成是一个过程。[^46]

不过黄杰^6、郭郑瑞[^47]、蒋波[^48]等进行了反驳。黄杰说《史记》中“采芝药”无论如何理解都证明西汉语言环境中可以有“采药”；^6郭郑瑞根据汉代铜镜铭文“采芝草”、东汉画像砖中的西王母与灵芝的组合等论证了秦汉普遍流行以灵芝为元素的长生愿望，“采药”表述有深厚的历史背景。[^47]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樊波成还从文体角度重新定性石刻，认为石刻既非庄重典雅的“铭”，也非随意的“到此一游”，而是具备行政效用的行程记录文书。秦的行政体系要求人员和物资行踪需记录并“剖符刻券”相互印证，昆仑使团身在境外无人交接，故将本应隶写在简牍上的行程记录转而篆刻到石崖上，以备未来查验。出于场景无奈，其文体不追求庄重典雅，书写者和刻工出自随行医巫工匠，造诣有限也在情理之中。[^49]

3、秦代交通与地理认知

关于秦代是否具备到达扎陵湖的能力也有对立的两派。

侯光良列举清福康安（1791年12月-1792年2月，冬季50天）、普尔热瓦尔斯基（1872年12月-1873年2月）、邦瓦洛特（1889年11月-1890年2月，严冬3个月穿越无人区）等案例来说明高原旅行四季皆可，且冬季地面冻结反而利于快速通行。据他推算，采药队从咸阳到扎陵湖1500公里，每日20公里需两个半月，若三月己卯（农历约4月中旬）到达，出发时间应为二月初，符合高原旅行季节，也符合春季植物萌芽的采药需要。[^50]

有东洋史学背景的鹤间和幸则从东西轴线角度提供了卫星影像证据。根据卫星影像显示，秦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秦经线比现今子午线偏东约1.4度），石刻向东与始皇帝陵、洛阳城、秦东门均呈一字排列，谓“令人惊叹的奇观”难以解释为巧合。[^51]

相反，长安金石学社副社长鲍强[^5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53]等则质疑交通可行性。鲍强认为高海拔地区冬季“车到此”面临弃辎重、减员、物资消耗殆尽等难题；[^52]李凯则借唐武曌投龙简重新解读“车到此”，认为车中可能载有投龙之物与玉帛，并非简单的交通工具。[^53]

4、“五大夫”官职与使团规模

传统认为“五大夫”是在秦二十等爵中居第九级，相当于县亭长，负责地方治安、征发徭役。寻找昆仑或河源甚至求不死药这样重大的任务，地位不亚于张骞出使西域，又怎会交给如此低级别的官吏？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以秦封泥佐证，谓秦封泥中有“西方谒者”“西方中谒”“西中谒府”等职官，说明秦设有专司负责“西方”宾客事务，秦与统治区域以西交往有相当规模。秦人刻石传统乃是来自西方，刻石当为秦与西部互动的明证，故他建议将石刻定名为“秦五大夫翳刻石”。[^54]

5、神话学与文化史论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客座教授董金社分析了秦汉地理观念的演变，指出昆仑从原始宗教的“天下之中”，到战国邹衍构建的神话地理空间，再到汉武帝定位于阗南山，经历了从虚到实的转变。秦处于神话与现实共存的阶段，“河源、玉石”叙事尚未成型，“方士+采药+昆仑”才是当时的核心逻辑。理解“采药昆仑”应从秦代地理观念出发，而不能用汉武帝以后的认知“以今框古”。[^55]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付邦则梳理了昆仑山地理位置的判断依据流变，认为古人确定昆仑山位置的依据有河源说、玉石说、西王母信仰说、高大磅礴说、“地首”龙脉说等，这些依据本质是“以现实局部性比附神话”。而千年以来昆仑山地理位置始终变动不居，与其执取某一具体山岳为真正昆仑，不如将昆仑视作承载古人地理秩序想象的文化符号。[^56]

6、学术方法与规范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郭郑瑞在讨论汉代铜镜铭文“采芝草”时讨论了“二重证据法”的局限：由民间工匠刻铸的铭文虽不见于同时期史籍，但都是真实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文献由部分精英书写，而考古材料则反映更广大民众的多样表述。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存在一般与特殊、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因传世文献没有记载某个词语就质疑考古发现不一定合理。[^47]

樊波成亦指出秦汉行政文书如《里耶秦简》记录的大量日常事务、行程轨迹，绝大多数不见于《史记》等正史。“采药昆仑”作为行程记录文书，符合“《春秋》之法，常事不书”的传统，无需特载于史。相反，徐福等谎称有“大鲛鱼”阻挠，东去求药无果但无法验证的荒谬之举反而被司马迁记载以说明始皇晚年的荒唐。[^49]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则提醒学界注意清代文献中的“昔人所刻篆文”。他发现许鸿磐《方舆考证》、《大清一统志》等载“马尼图山”“尼马涂山”在鄂陵湖东北120里处，“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或“昔人镌刻汉文”，虽然其具体位置和内容不详，也无篆书释读，但值得怀疑扎陵湖周边在清代甚至更早有刻石传统，石刻长期未被发现是正常现象。[^57]

时间	出处	原文
乾隆九年刻	康熙《大清一统志》卷三五〇	马尼图山，在黄河源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镌刻汉文。
乾隆二十八年撰	《钦定西域同文志》卷十五	玛尼图鄂拉：蒙古语玛尼咒文也，如意之谓，旧刻咒文于山石之上云。
乾隆四十七年撰	《河源纪略》卷十四:	为马尼图山【蒙古语马尼咒文也，如意之谓，旧刻咒文于石上，故名】
	《河源纪略》卷三五《杂录四》,	又马尼图山，在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镌刻汉文。
内容截止到乾隆四十九年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一二	马尼图山，在黄河源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镌刻汉文。
内容截止到嘉庆二十年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四六	马尼图山，黄河源，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
道光十七年编成	《方舆考证》卷一〇〇《外域二》	又尼马涂山，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

据王子今文内“昔人镌刻汉文”的文献记载整理。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研究员吴毅强则从金石学史论证，他列举失踪近千年后于2004年重现的何君阁道碑、2017年重新确认的《燕然山铭》、2025年新发现的皇帝北巡之碑，说明重要石刻长期湮没后重现是常态，不能因“史书无载”或“长期未见”就否定文物真实性。[^58]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军鹏在讨论“书风”标准的把握问题时也指出书法艺术风格判定具有较强主观性，对于非“一眼假”的材料，“书风”效力有限。他列举“家谱刻辞”和“雒阳武库钟铭”的真伪论争，称即使著名学者如胡厚宣、于省吾、辛德勇、郭永秉，对同一材料的书风判断也可能截然相反，不能过分依赖书风进行微观分析，对待石刻应当综合多方面证据。[^59]丁万里^17和冯立^8也有类似提法。

四、文物局的一锤定音

《光明日报》专栏上的文字和社会公众铺天盖地的质疑不断发酵，使国家文物局不得不给社会一个交代。发挥国家队“科学”裁定的能力并且一旦定夺为真马上展开对文物的保护就成了官僚的心愿。这样，6月8日仝涛文章发表后，文物局就迅速组建工作专班，调集了一批人员集中攻关，并于6月13日、7月15日两次赴现场调查获取刻石本体等数据，又两次召开专家论证会，终于在9月15日以发布会形式一锤定音石刻为真，并定名“尕日塘秦刻石”。[^60]

先来看看文物局都采用了哪些手段勘测并有了什么发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介绍工作组采用了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对刻石进行非接触式数字化采集。包括大空间三维激光扫描和深度测绘采集刻石整体环境和文字曲率、缺陷、岩石矿物颜色等细节信息，构建三维点云模型；运用影像采录技术将几何结构和纹理信息代入模型；采用错位采集信息成像技术强化立体细节，加强刻石表面凹凸对比度。最终获取了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单张图像分辨率不低于600万像素，共500张、60GB影像数据，纹理图像分辨率不低于8K。这些高清图像使文字细节得以清晰呈现。[^61]

基于信息增强技术，工作组对释文做出六处修订：

第三行“臣”字之后有残笔，结合文意推测，应即下文“翳”字。
第四行 “方” 字之后，原释为“士”。此字残存半个“⺮”形。
“樂”字未见“艹”头，“樂”可通“藥”。“□”字仅存“曰”字头。
“卅七”原释为“廿六”。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翳”下方已看不到笔划，依行款或有缺字。
“一百五十里”中原释为“一”，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一”字的右上角残存一短横刻痕，为显著人为痕迹而非自然裂隙，左上角受风化影响发生剥落，据秦汉文例，以“二”或“三”为宜。[^61]

修订后的释文为：

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对于公众的质疑，文物局亦给出了其根据。

一是采用微距摄影技术采集刻痕特征，对刻字笔画的深度、宽度、截面积进行统计后发现刻痕两侧都有不规则崩裂，刻痕底部多为平底形，截面积平均值1.46平方毫米（标准差0.78）。约80%笔画可见凿刻顿挫痕迹。可以证实刻石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符合秦代刻石工艺特征。

二是便携式荧光光谱仪检测显示，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元素成分差异较小，主量元素均为硅和铝（占比约80%），伴生元素包含镁、钾、钙、锰、铁等造岩矿物特征元素，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了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

三是自动矿物电镜分析（SEM-EDS）深入到岩石的微观结构，在刻痕内部和岩石自然表面均发现了成分与形态一致的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且表层较软的云母类矿物的风化程度显著高于内部，说明刻痕与岩石表面经历了同样漫长的、长达千年的自然风化过程，排除了近期伪刻的可能。

四是岩相分析确定了石刻材质为高强度、高耐磨性的“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而刻石凿刻所在的2.5亿年前沉积形成的石英砂岩节理面上，面向东南，背山面水，风向长期为西北风，东南风侵蚀较弱；又因朝向东南，受下午高温辐射时间较短；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布局。而坡地区域共出露13处自然暴露岩体，仅2号岩体符合刻石条件。刻字区域岩体结构相对完整，无明显结构缺陷，说明古人在刻石选址方面选择的区域是最适合凿刻且能使刻字长久留存的载体，解释了其得以在极端环境下长久保存的原因。

五是经查阅地方志、金石著录以及河源探源、昆仑地望相关文献，尚未发现与尕日塘秦刻石相关的直接记述。但《大清一统志》《清稗类钞》等载有扎陵湖、鄂陵湖周边古石刻记述，说明此地在清代甚至更早有刻石传统。

田野考古调查在刻石西南侧湖滨滩地发现陶器残片，证明该区域可能存在地下遗存。刻石东北约2公里处还发现了疑似石棺葬2座，附近应存在石棺葬墓地。以刻石为中心150公里范围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文物遗存75处，说明扎陵湖区域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并非人迹罕至。[^61]

于是，从刻石基本物理性质、岩体结构、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综合判断，当为秦代刻石，且为中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石刻，因年月日俱全且不见于文献记载，“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60]

文物局也提到刻石保护的事项，拨付专项经费98.85万元，在刻石周围设置保护围栏、建立临时看护用房。9月6日又公布刻石为第二批玛多县文物保护单位，视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管理。至9月30日则被列入第十一批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后续考古规划，文物局已组织制定了《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表示后续将围绕两湖周边开展专项调查，构建该地区史前至信史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五、定性之外作何许

（一）或有可能的弦外之音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尕日塘秦刻石”的说法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光明日报》学术专栏为代表的媒体以及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字讨论，一部分则是国家体制的报告和定性。而纵观前一部分其实不外乎是争论秦刻石的真假以及对秦刻石内涵的解读，这事现在说起来简单也实在是简单，不过说复杂又实在复杂的不得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人在讨论秦刻石的真假，有一部分人是在处心积虑地在证实扎陵湖地区一带是故昆仑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物局的定性似乎有弦外之音的解读，值得斟酌。

官方的定性有许多信息，其发布会的结论列出来有三点，即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审定了刻字内容。认定为秦代石刻提出来了不少证据，但显然还有许多值得斟酌的地方（此处先按下不表，下节再续篇），因此这个结果是靠国家信用所维持的。再来看石刻的命名，很明显，“昆仑”是这场争论的核心，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官方却把它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这样的结果对于刻石的发现者与疑真派而言，石刻上的文字内涵无法坐实“河源昆仑”，昆仑的文明学意义显然大打折扣了。

我注意到发布会只有两处提及“昆仑”，一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但她否定了“尕日塘刻石”与昆仑地望辨析的文献有关；另外一处是李零教授。李零先生的发言里比较有价值的是两处地方，一是《里耶秦简》 2002 年才发现，而“昆仑五杏药”简至今未正式公布，足以证明“昆仑”二字是秦代固有的写法，而非晚清或者近现代所刻。但在李零先生的发言之前，不止一位学者提到了《里耶秦简》214号简文，这条简文似乎并不怎么稀缺。李零先生还说“现在说‘昆仑’，对比概念是指昆仑山脉，是非常大的，有人也提到新疆出和田玉的这个地区也被看作昆仑。古书中最明确记载的是《尔雅》中讲河出昆仑，混合源头，恰好是《尔雅》里面说的‘河出昆仑虚，色白’，是互相吻合的”。但“昆仑”所指如王岸柳[^62]说是“墟”不是“山”；付邦[^56]、武锋[^44]等也说古“昆仑”不止一处；《尔雅》“色白”和“千里一曲”也未必所指河源。辛德勇先生[^63]后来也评论到“李零先生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况且此崑仑非彼崑仑，很多人都已清楚讲过”。除此之外，其他在场人不约而同地无人提及“昆仑”。既然舆情关于“采药昆仑”的滔滔之议不绝，为什么官方如此冷落“昆仑”呢？官方定性说了什么很重要，不过没说什么更重要。这里我同意王岸柳[^62]的观点，显然是有意避之、刻意为之。官方在政治上肯定了石刻的文物价值，但在学术上剥离其“昆仑”内涵，还请来了李零先生作匕首，但这把匕首似乎并不锋利，反而成了靶子。不过在讨论热度依旧的情况下强行把石刻的真伪问题与石刻的内涵解读问题分离开，这也确实符合文物局的官僚职责，好处自然是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只不过国宝问题没得争了，学术界的争论就留给学术界吧。所以我认为李零先生的说法有不妥之处，因为为石刻的真实性站台是官方的任务，李零先生却在为“昆仑”站台，但他显然保留了意见，至少他的发言是很草率的。

作为学人大多会疑惑这种荒唐的作风真可能出现吗？这话听起来怪异，却也很正常，毕竟在贵州就有一块经过贵州，北京等三组地质专家的先后考察，证明巨石有2.7亿岁的历史，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属于浑然天成的藏字石。

总之，世上无奈之事、不如意事常八九，实际上作为学人，特别是历史研究，也最多是尽自己所能最大限度去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很多时候无法知悉全部细节，但也会不断推进对历史的认识。只不过这个过程，可与人言无二三。

（二）事当论其是非

前面我提到官方的定性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则有值得斟酌的地方，自然许多人已经提出过观点，既然如此下面我将综合一些主要的质疑并述论鄙见。

1、官方的定性证据太弱

分析官方公布的证据，比较有价值的是“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刻石文字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时代特征。经矿物和金属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60]但光是这句话就有许多疑点。其一，确认石刻“不是现代合金工具”所刻，但是也存在作伪者使用非合金工具的可能，这句话最多是排除了所谓电钻凿刻的说法，这里的结论也适用于所谓“符合秦代的时代特征”。中国文物造假自古有之，20世纪敦煌壁画被发现之后一时兴起搜集敦煌遗书之风，当时罗振玉、叶昌炽在编纂《敦煌石室遗书》时，就混入了一些伪品，说明以前的造假者水平就非常高，毕竟造伪专门吃这碗饭的不可能水平如此低下。其二，“排除了近期新刻的可能”，近期是多久？近几日，近几月，近几年？显然，即使是有风化也只能证明不是近期新刻，并不能证明它就是秦代的风化物。官方定义如此语义模糊，自留余地，就连一个大概时间也给不出，很让人怀疑定性是否是有效？

除了前面提到的，就岩性说，仝涛文最早就定为玄武岩^3，文物局后来说是“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但许多人如王乃昂很早就提出了对岩性的质疑。[^33]就维氏硬度来说，玄武岩330.9＞石英砂岩312.2＞石灰岩149.7。[^64]钢的维氏硬度为120-900，铁的80-600，铜的为45-100。但钢约莫东汉才炼出，秦人的铁凿子多为灰口铸铁，约180 - 250 HV，秦人如何能凿动要用钢工具才能刻字的玄武岩？

此外，照片显示的岩石呈黄灰色或黄褐色，可以识别出应是沉积岩中灰白色风化的泥粉砂质泥岩或灰褐色风化的粉砂质泥岩，我未曾见识过名称“玄武”的岩浆岩呈现如此黄色。

石刻为何长期没人发现的问题，王社教最初说1952年、1978年两次官方考察都未发现，[^35]但周行康说基层文物部门人力资源有限，遗存调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2侯光良则说“不起眼”。^1《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1986年前后当地土地主人多杰南杰就看到过这一石刻，但一直未引起重视，后来又对多杰南杰进行专访，但竟然看不到任何下文了。

总之，学术的问题应当尽量直观而详尽地传达文物的各项信息，官方既没有做好数据测绘，何必如此急切放出这样弱且持之无故的证据呢？

2、“卅七”年也许不能说明什么

仝涛最初释读石刻的纪年为“廿六”^3，曲安京指出该年三月无己卯日^24，有历日不合问题，刘钊^4、张志敏^5、杨德永[^65]等根据高清照片说“廿”字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六”字左侧竖画实为岩体裂缝应释为“七”。这个说法后来为官方采纳。“卅七年三月己卯”即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初二，与周家台秦简历谱、饶历完全吻合。假如此说可通，石刻内容就可与秦始皇生命的最后阶段相契合，因此董金社[^55]、杨德永[^65]、姚磊^19等说秦始皇三十六年发生了“荧惑守心”，乃是帝王死兆的凶险天象，加剧了秦始皇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长生的渴望，因此他疯狂地进行最后一次巡游并沿途祭祀、刻石、求仙，试图“变气易命”，所以这一年派遣使团深入传说中的神山采药是合理的。

但南开大学杨旭的《秦始皇末年“荧惑守心”问题再探》[^66]提到他根据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对火星运行的记载并以现代天文软件复原了当时的天象，证明了秦始皇三十六年并未出现“荧惑守心”，而在三十七年（前210年3月26日左右）3月末火星出现“守心”，7月火星顺行经过心宿出现“犯心（在心）”。因秦汉天文理论并不严格区分“守心”和“犯心”，二者有相似的星占意义。而把三十七年天象置于三十六年乃是汉人借天象表达天命的说法，因此《史记》罗列了三十六年“荧惑守心”、陨石刻字、沉璧再现等异象，营造出秦始皇天命已尽的氛围，而后秦始皇“变气易命”的种种努力最终徒劳，符合汉代天命论解释塑造亡秦历史的需要。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卅七”年事实上完全不能证明后续的故事，因《史记》载三十六年的异象其实并不是事实，而即使秦始皇三十七年深感天象不合真的派出使团前去采药，根据时间推论，“卅七年三月”他们也不可能到达扎陵湖一带，可见秦始皇晚年的昆仑求药说并不妥当。

3、“昆仑”是神山而非仙山

我特别注意到《山海经》的昆仑神话中，昆仑是充满神性的禁地。《海内西经》提到：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67]《西山经》还说：“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68]，而先秦文献中“神”与“仙”有明确的区别，神指的是先天尊神、山川之神或祖先神，是天地的统治者。仙这个概念在先秦时期尚处于萌芽阶段，其字古作“僊”，许慎解“长生僊去”[^69]，意为迁徙、高飞，更多指的是通过修炼、食丹药等手段超越死亡、获得长生的人。

古人的“仙”和“仙山”的观念要在战国中后期才开始兴起，《史记·封禅书》说：“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 ”[^70]证明以齐国的方士为代表提出来一种新的方士神话体系，认为遥远的东方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且山上的是“诸仙人，有“不死之药”。这与先秦古人把昆仑定为西部的第一高山又缺乏到达的可能性有关，古人无法逾越西部的地理障碍，只能将对长生的渴望投向渺茫的东海，寄希望于那些“去人不远”的岛屿。而西王母显然是神而非仙。

此外，汉代的《河图括地象》提到“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71]说明先秦观念中昆仑乃是沟通天地之处。而《海内西经》说：“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67]可见昆仑乃是众神之地，有沟通天地的功能，而人类除了“仁羿”这样的英雄射杀了九个太阳才获得登山权利之外，绝无可能接近。况且按照《天问》的说法：“帝降夷羿，革孽夏民。[^72]”说明羿原来就是天上的神灵，乃是奉了帝俊的命令而下凡拯救百姓。即使把可能是战国成书的《穆天子传》记载的周穆王驾车西巡，最终“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73]的说法考虑上，那也是以人间天子身份去拜会神界的主宰，更况且又多是绝地天通后的对人神沟通的想象。又况且如《淮南子》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74]，连“羿”这样的英雄也得在西王母“请”药。 “请”是下对上带有恩赐性质的提出要求。而“五大夫”或是“方□”却用“采”，我并不相信他们在先秦人的观念中如此卑微的地位有可能登上昆仑并且不向西王母“请”光靠“采”就能完成任务。

凡人必须能够到达神山，才谈得上求取不死，更况且在先秦古人的观念中，即便是到达昆仑也不可能像在东方仙山那样。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先秦人对“长生”与“不死”的区分的确是存在的。总的来说，“长生”是一种量的延长，而“不死”是质的改变。屈原在《楚辞·离骚》中“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75]，说自己以巫官的身份进行远游，而他最终“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76]注意此处屈原在昆仑即便“食玉英”也只是“与天地兮同寿”，也就是长生。长生的字面意思是长久的生命，也就是延长凡人的寿命使其达到一个极致，如天地一样久远，实现的方法往往通过服食天地精华，保持人的形态和意识，而在人世间或近人世的仙境中长久地活着。庄子《逍遥游》曾有“神人……不食五毂，吸风饮露”[^77]的说法也可以证明，“神人”是通过“吸风饮露”摆脱凡人的生存限制，达到了“长生”。

而“不死”的字面意思是“不会死亡”，是摆脱凡人“死亡”的最终宿命来获得神灵般的永恒状态。要想不死只能通过神赐的“不死药”。如《淮南子》有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74]而彻底的质变后获得不死的凡人则要脱离凡间，进入神的领域，甚至其形态也可能改变。《楚辞·远游》就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78]的说法，意思是羽人住在昼夜常明的地方，那里是没有死亡的神人居所。而羽人显然有鸟喙，背上有羽翼的，与一般的人并不一样。

对于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帝，显然他更需要的能帮助他在人间“长生”的天地精华物，而不是服用会让他白日羽化飞升去遥远的天宫当寂寞帝王的“不死药”，而“樂”显然所指的是后者，这里又是一个值得斟酌的地方。

六、结语

“尕日塘秦刻石”从2020年发现到2025年，仅仅今年就引发了如此规模的学术争鸣。争鸣开始的时候，讨论和争辩热烈，也不乏有人在其中浑水摸鱼。而争鸣暴露的一些问题从大众围绕石刻的讨论热度看就可以发现大众对于专家已经形成的信任危机。重建良性的学术讨论环境，需要学界和大众共同努力。这当然也是在提醒学界，在公布重要发现时必须更加谨慎和全面。目前我们关于“尕日塘秦刻石”的讨论，也不会违背这样的机制。

最后摘录辛德勇先生在《发现燕然山铭》的一段话结尾：

把新出土、新发现的史料，放在传世基本史料的辅助地位。相对于传世文献的记载，它只能起到很次要的补充作用。用大俗话讲，不过敲敲边鼓而已。按照顾炎武倡导的学术路径，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主脉，始终应以传世基本文献为基础。我体会，这才是一条正路。[^79]

[^25]: 辛德勇：《四角坪下的驚天大新聞》，《辛德勇自述》，2025年10月1日 06:56，https://mp.weixin.qq.com/s/ry57ExjKprIyEGaOUm3WSQ [^26]: 辛德勇：《〈崑崙山銘〉：假中再假的可能性》，《辛德勇自述》，2025年6月24日 06:55，https://mp.weixin.qq.com/s/AoR9xubId8wF7T15oG2qLw [^27]: 《里耶秦简朔日干支》，出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 [^28]: 《周家台秦简朔干支》，出刘信芳《周家台秦简历谱校正》，《文物》2002年第10期，页80-83 [^29]: 《岳麓书院藏秦简朔干支》，出陈松长等著《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版，页26-29 [^30]: 赵江红：《秦代用历考述》，《秦汉研究》，2018年第1期，页178-186 [^31]: 刘宗迪：见《刘宗迪v2》2025年6月8日 13:49 帖，https://weibo.com/1773577963/PvzSg1Gqt [^32]: 俞志慧：《如是造，如是作——关于“昆仑石刻”的思考》，《光明日报》，2025年7月23日，第08版 [^33]: 王乃昂：《地理学视角下的“昆仑石刻”及疑点》，《光明日报》，2025年7月4日，第08版 [^34]: 李小波：《“昆仑石刻”位置远超秦的西部边界》，《光明日报》，2025年7月7日，第08版 [^35]: 王社教：《黄河源头的历次勘察与黄河源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光明日报》，2025年8月8日，第08版 [^36]: 汝南玖钧：《也谈“昆仑石刻”之真伪》，2025年8月28日 22:5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1710216308702974 [^37]: 刘毅：《扎陵湖石刻是“昆仑”的地理实证吗？——〈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的10大疑点》，《文脉云》，2025年6月8日 22:08，https://mp.weixin.qq.com/s/bWfcGqhmwJlQuM6Lc_IO-w [^38]: 刘晓峰：《“昆仑石刻”与不死药》，《光明日报》，2025年7月21日，第08版 [^39]: 李豪：《“昆仑石刻”的三个疑点》，《光明日报》，2025年7月25日，第08版 [^40]: 刘毅：《“采药昆仑”刻石造假——成也里耶秦简，败也里耶秦简》，《文脉云》，2025年7月17日 22:28，https://mp.weixin.qq.com/s/uw9tXqDN_81R-dIkXRH6yA [^41]: 叶舒宪：《四重证据法求证昆仑神话历史》，《光明日报》，2025年7月9日，第08版 [^42]: 徐学书：《“昆仑”应指西蜀岷山》，《光明日报》，2025年7月18日，第08版 [^43]: 周宏伟：《“昆仑”的含义》，《光明日报》，2025年7月18日，第08版 [^44]: 武锋：《古昆仑山不止一处》，《光明日报》，2025年7月18日，第08版 [^45]: 王岸柳：《河出昆仑——“采药石刻”何须假，昆仑正道是沧桑》，《文脉云》，2025年7月21日 22:09，https://mp.weixin.qq.com/s/S4XVdBJ3loBGb4m0Dofzkg [^46]: 胡文辉：《从文本看“采药昆仑”石刻的疑点》，《光明日报》，2025年6月30日，第08版 [^47]: 郭郑瑞：《长生愿望与工匠刻石——旁证“昆仑石刻”中“采药”表述的历史背景》，《光明日报》，2025年7月25日，第08版 [^48]: 蒋波：《战国秦朝之际的“采药”》，《光明日报》，2025年9月10日，第08版 [^49]: 樊波成：《从文体看“昆仑石刻”的性质与真伪》，《光明日报》，2025年8月29日，第08版 [^50]: 侯光良：《从青藏高原古先旅行之例看采药昆仑时间之可能性》，《光明日报》，2025年8月6日，第08版 [^51]: 鹤间和幸：《关于始皇帝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发现》，《光明日报》，2025年7月28日，第08版 [^52]: 鲍强：《对“昆仑石刻”的一些疑问》，《光明日报》，2025年7月7日，第08版 [^53]: 李凯：《“昆仑石刻”的读者是谁？》，《光明日报》，2025年8月1日，第08版 [^54]: 刘瑞：《新见秦五大夫翳刻石初探》，《光明日报》，2025年8月6日，第08版 [^55]: 董金社：《从秦汉地理观念演变看“昆仑石刻”》，《光明日报》，2025年7月23日，第08版 [^56]: 付邦：《“昆仑石刻”未必能实证昆仑山所在》，《光明日报》，2025年7月28日，第08版 [^57]: 王子今：《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光明日报》，2025年7月4日，第08版 [^58]: 吴毅强：《辨伪与述真——从“昆仑石刻”谈起》，《光明日报》，2025年8月29日，第08版 [^59]: 白军鹏：《谈谈“昆仑石刻”真伪论争中“书风”标准的把握问题》，《光明日报》，2025年8月4日，第08版 [^60]: 出自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邓超在国家文物局2025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的发言 [^61]: 出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在国家文物局2025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的发言 [^62]: 王岸柳：《尕日塘秦刻石——“刻石”应该是真，“昆仑”大概是假》，《文脉云》，2025年9月16日 20:36，https://mp.weixin.qq.com/s/Tw2t0HwLeyk66-3uIWuKUQ [^63]: 辛德勇：《李零先生的證據站不住腳》，《辛德勇自述》，2025年9月17日 08:29，https://mp.weixin.qq.com/s/7r2zQNNpkuleXAqmLaTzxQ [^64]: 雷俊安、赵复婧、王元元等：《路用集料的硬度特征及其与耐磨性关系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2024年总48期第5期，页979-983、990 [^65]: 杨德永：《“昆仑石刻”年代新证——兼论“廿六”“卅七”释读之争》，《光明日报》，2025年8月1日，第08版 [^66]: 杨旭：《秦始皇末年“荧惑守心”问题再探》，《简帛研究》，2023年第1期，页168-178 [^67]: （东晋）郭璞：《山海经》，《海内西经第十一》，四部丛刊景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成化庚寅刊本，页2 [^68]: （东晋）郭璞：《山海经》，《海内西经第十一》，四部丛刊景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成化庚寅刊本，页14-15 [^69]: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第八，《三十七部，六百一十一文，重六十三》，四部丛刊景北宋刊本，页5 [^70]: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页1647-1648 [^71]: （清）张英、王士禛：《御定渊鉴类函》卷二十三，《地一》，四库全书本，页3 [^72]: （战国）屈原：《楚辞》卷第三，《天问章句第三》，《离骚》，四部丛刊景江南图书馆藏明复宋本，页15 [^73]: （西晋）郭璞，《穆天子传》卷之三，《古文》，正统道藏本，页1 [^74]: （西汉）刘安：《淮南子》卷第六，《览冥训》，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景钞北宋本，页10 [^75]: （战国）屈原：《楚辞》卷第一，《离骚经章句第一》，《离骚》，四部丛刊景江南图书馆藏明复宋本，页27 [^76]: （战国）屈原:《楚辞》卷第四，《九章章句第四》，《离骚》，四部丛刊景江南图书馆藏明复宋本，页10 [^77]: （战国）庄周及其后学著、（西晋）郭象注：《南华真经注疏》卷一，光绪十年遵义黎庶昌日本东京使署景宋刊，页14 [^78]: （战国）屈原：《楚辞》卷第五，《远游章句第五》，《离骚》，四部丛刊景江南图书馆藏明复宋本，页6 [^79]: 辛德勇：《发现燕然山铭》，中华书局，2018年版，页23

台湾光复纪念日设立之管见：兼论“三部曲”纪念日的统一观构建

Sat, 25 Oct 2025 00:00:00 GMT

引子

2025年10月24日晚间许，从央视得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每年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并提出要举办大型活动纪念台湾“光复”。

作为历史人第一时间反应的是：诶？台湾“光复”都发生80年了，而且早就听闻台湾当局早有设立纪念日，怎么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想起来要设立纪念日呢？难不成……

与徐同志交流一番以后头脑冷静下来，一番思考后联系起9月以来的纪念日，忽然想明白了背后的逻辑，于是决定执笔解读一番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意图。当然，本文分析的部分逻辑曾经就在分析“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中体现过（也算填坑了），推荐读者先生也抽空速览笔者的《“九三”还是“八一五”：从抗战纪念日看国家叙事的建构》。

文字不揣粗陋。倘若读者先生肯不吝指教，则幸甚。

“台湾光复纪念日”的概念边界

在探讨“台湾光复纪念日”之前需要明确的是，“台湾光复纪念日”或者说对台湾“光复”进行纪念的节日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1945年，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10月25日上午，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在台北公会堂举行。1945年10月25日也就成为了中国恢复对台湾地区行使主权的时刻。此后，中华民国当局设立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对台行政。

最早对台湾光复的纪念起于1946年10月18日。这一天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告10月25日为台湾省“光复纪念日”，并规定各机关学校休假1日，当时民报则把10月25日称之为“光复节”。时至1982年10月29日，台湾“内政部”修正公布了《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把每年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节”，正式将“台湾光复节”纳入“法定”节日中。

可见，不同于1945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设立“台湾省光复纪念日”的纪时性，也不同于台湾当局继承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传统并把纪念日法律化的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决定则完全是重拾历史和国家记忆的行为。这就是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即作为一项代表国家力量的现代国家政治行为背后的国家意志。因此，本文讨论的“台湾光复纪念日”概念边界，即作为历史叙事和统一认同回忆的话语所强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光复纪念日”。

“台湾光复纪念日”设立背后的政治力量

现代政治学认为，一项政治决定背后往往有无数股力量——也许是学界的长期倡议、社会思潮的逐渐转向、科层官僚的权衡、乃至国际局势的微妙变化——总之都是一项相互作用、拉扯和妥协后所达成的阶段性共识。而这个过程也必然是漫长的，充满了反复的酝酿和调整，最终才凝聚为一股合力，并通过最高权力的形式予以“拍板”。

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决定推动背后的政治力量划为台湾统派人士、民间民意及国家机关三部分。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透露；“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台湾同胞多次提出建议，要求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并举行纪念活动”。最早提出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提案或者呼声的记录多不可考了，但从沈春耀的话语间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零散的呼声反映了一种持续存在的民间情绪，即希望强化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联结，以对抗岛内日益喧嚣的“去中国化”思潮。

顺着这个逻辑，现实中具有这类政治意愿的首先是台湾统派。目前笔者可见的最早的台湾统派公开的对“台湾光复纪念日”的设立提出设想的时间是2025年9月。在一次两岸交流论坛上，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向前新党发言人王炳忠提议正式设立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纪念日，两人当场起草提案，并由纪欣连署提交。王炳忠事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看到提案最终被采纳，感到“无比神圣”，并强调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扭曲历史的回击，是“伸张历史正义、维护民族大义”。此外，统派内如统一联盟党成员王永也在呼吁台湾同胞树立正确历史观。

除了台湾统派的声音，体制的力量对“台湾光复纪念日”提案推进也积极响应了。据凤凰网报道，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的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党组书记李海泳就是提案人之一。李海泳本来是台籍民意代表，他的响应可以反映出一定的台湾地区持有统一意愿的民意。

民间和民意代表层面的提案汇流至全国人大的决策中，起核心协调作用的则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台办）。2025年10月22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于25日前后举行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并向台湾各界代表发出参加邀请。由于她同时还批评了民进党当局“恐吓打压”有意参与纪念活动的台湾同胞，是“完全丧失民族立场”的，因此可以推断的是，这就是纪念日即将官宣的信号。

两天后的10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决定》。25日，在纪念日招待会上，国台办主任宋涛则表示：设立纪念日的决定是由习总书记亲自决策的，是“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和国家的意志”的，目的是“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有力行动”。

篇幅受限，关于“台湾光复纪念日”设立背后的具体政治力量可见下表：

时间	事件	政治力量参与者与细节
2010-2024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台湾同胞多次提出设立纪念日建议。	零散的民间力量，目的希望带有国家层面活动巩固历史事实。
2025年5月	台湾“立法院”修法设立“台湾光复暨金门古宁头大捷纪念日”。	民进党当局合并纪念1945年光复与1949年金门战役。
2025年9月	纪欣与王炳忠在两岸论坛上联合起草并提交设立纪念日提案。	台湾统派强调强化民族认同。
2025年9月25日	国防部新闻发布会强调《开罗宣言》恢复台湾主权。	国家机关批驳“台独”。
2025年10月10日	台湾当局“总统”赖清德国庆致辞，称中国意图改变国际秩序。	民进党当局表态。
2025年10月18-19日	“联合国成立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学界参与批驳“台独”，并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
2025年10月20-23日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	党内力量重新讨论两岸政策。
2025年10月21日	国台办在Facebook开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账号。	国家机关加强对台宣传。
2025年10月22日	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宣布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将于25日前后举行。	国家机关放风纪念日将设立。
2025年10月24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决定。	沈春耀透露草案背后的决策力量。
2025年10月25日	首个台湾光复纪念日，北京举办招待会与纪念大会。	宋涛致辞；台湾代表出席。

总之，“台湾光复纪念日”设立背后的逻辑链条是“多年民间呼吁——统派介入——人大代表体制内倡议——国台办协调——最高领导人拍板——全国人大确认”。

对“光复纪念日”解释的三种叙事

要理解2025年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意图，除了厘清背后的政治力量参与，更重要的是理解1945年台湾治权移交以后所形成的三种历史解释。这就是台湾统派、中国共产党和台湾本土派的立场，也正是它们构成了当前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笔者将从他们的立场出发解读“台湾光复纪念日”的设立。

统派叙事——“光荣光复”

所谓统派叙事，就是将1945年10月25日定义为“光荣的光复”，也即把台湾在历经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后回归中华民国这一“祖国”的怀抱定位为光荣。

光荣叙事如前文所述起于1946年10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的“光复纪念日”公告，它也是国民党战后在台施政具有合法性的产物。光荣叙事的实质就是通过国家仪式将台湾纳入中华民国的国家框架，并向台湾民众强调“中国”的国族认同。而国民党在解释光荣的前提也是在强调抗日战争国民政府浴血奋战并把台湾收回的光荣。

光荣叙事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光荣”的强调对抗了“台湾独立”思潮，反复强调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但另一方面也意图与争夺抗战历史的解释权，内含了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并以“中华民国”自居希望“反攻大陆”的军事设想，希望凸显国民政府才是抗战胜利的唯一合法继承者。

国民党前领导人马英九等是这种叙事持续阐述的代表。马英九曾在其历次讲话中将台湾光复与抗战中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联系起来。他反复强调：台湾的光复是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和同盟国一员凭借巨大的军事牺牲所换来的，其法理依据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郑丽文任期起于2025年11月1日）也持有这种立场。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他在Facebook发文称“台湾光复”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没有8年抗战胜利就没有台湾光复”。但岛内如新党、统一联盟党等统派党的立场则更偏向北京，即台湾光复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胜利，是“一个中国”原则的铁证。

可见，统派叙事内本身也具有相当的矛盾，国民党方面所坚持的“光荣光复”叙事来源于对其自身合法性的追溯，但国民党实际上确认了一个根本前提：台湾的命运与“中国”密不可分。因此，当2025年北京方面设立的“台湾光复纪念日”，既全盘接受了国民党认同的“台湾被‘光复’回中国”的解释框架，但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历史地位确认使国民党陷入两难，即它既无法从逻辑上反对自身也承认的伟大成就，但又不愿意默许甚至附和北京方面的解释。这是作为边缘政党的矛盾心理，换言之就是承认自身在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仅仅只是一个历史配角，从而根本上削弱了自身的合法性。而统派观点的其他政党则没有这个负担，因此也就能解释为何相较于国民党，统派的其他政党实际上与北京方面的互动更频繁，这是统派叙事的难题。

统一叙事——“必然回归”

不同于台湾统派的话语解释，中国共产党对台的叙事坚持的是“光复—统一”的逻辑。这种立场的逻辑是通过确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的历史地位，从而将台湾的回归扬弃掉纯粹国民政府的功绩评价，转而解释为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复兴的一个部分。

而在法理层面则是将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明定的日本必须将台湾归还中国的依据作为1945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对台湾主权的行使的顺位条文推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其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则成为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所以，北京方面的统一叙事不同于1997和1999港澳的回归叙事，它是以北京和台北方面的主权归属问题早已确定为前提，并把当前形势解释为对1949年以来的解放战争内战形势的延续。统一叙事的目的正是为着实现国家统一。所以，正如全国人大设立纪念日的说法：为了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可见，北京方面的观点正是把历史纪念活动被转化为统一中国的政治动员，强化的是“统一是历史必然”的观念。

本土叙事——“外来政权占领”

无论是统一叙事还是统派叙事，都不否认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而所谓本土叙事也就是“独派”的立场则与之相反。独派的观点概述之即1945年的“回归”并不是“回归祖国”，只是把台湾的管辖权从日本殖民政权手上转移到国民政府又一个外来政权，或者说所谓的同盟国授权的“军事占领” 。独派的法理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认为战后的相关条约从来没有明确规定台湾主权的最终归属。

独派的形成和立场的成熟起于1945年至1947年间，陈仪治下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白色恐怖。由于陈仪对台治理不考虑任何在地化，只是实行高度集权并垄断政治权力，一味排斥台湾本土精英。此外经济上还通过成立贸易局实行统制经济，垄断重要物资的进出口，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官员贪腐横行，加之历五十年日本殖民的台湾社会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巨大隔阂，使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最终导致1947年二二八事变爆发。二二八的结果是国民政府的血腥镇压造成大量台湾本土精英的死亡和离心，彻底粉碎了台湾民众在战后初期对“祖国”的美好设想，取代之的被背叛、被屠戮的疏离感，酿成了现代台湾认同的创伤。国民政府因此被台湾人视为与日本殖民者无异的外来政权。

台湾独立运动以后民进党作为独派立场的代表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一定程度离不开这种史观。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就取消了台湾光复节的法定假日地位，试图对“光荣光复”叙事的进行直接的政治否定，从根本上解构台湾与中国的法理和情感联结。

三个80周年与非统一叙事的话语争夺

由于国际上存在对台湾关系以及“光复”的不同叙事和解释，重塑国内外对台问题的认识并在历史叙事上夺取最高解释权就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了。2025年以来对三个纪念日的庆祝和强调并最终以“台湾光复纪念日”的设立都可以在这个政治目的下进行解读。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正如笔者的之前在它文所分析，2025年9月3日举办的盛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对国家记忆的组织和建构，更可以视为是“三部曲”的开篇。

从阅兵本身来看，其展示的军事实力明显传递出政治信号：一方面是强大的现代化军对，另一方面是受阅部队中，许多单位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力量，强调历史的传承与延续。充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

从领导人的话语分析，习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胜利”，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洗刷了百年屈辱，走向伟大复兴。可见领导人强调的是“伟大抗战精神”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紧密相连，也就在抗战叙事中动摇台湾独立存在的合法性。

恢复联合国席位纪念日

许多人分析“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同时往往忽略10月24日和10月25日也分别是联合国成立纪念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4周年的纪念日。但如果考虑上这点就容易理解“三部曲”的逻辑了，因为正是则两个历史事件，“一个中国原则”的主张才得以从北京方面的单方面主张成为国际共识。

对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干净彻底地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的解读是话语对峙所在，从词本身解读，“代表权”（representation）”不与“主权”（sovereignty）相等，但通过对语义的延伸却可以相等。因此北京方面“一个中国原则”则可以与联合国决议挂钩，因此任何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行为，也就是对联合国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也就在外交上孤立了台湾，彻底排除了“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可能性，台湾问题因此成为中国的“内政”。

台湾光复纪念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决定是“三部曲”的高潮，正是由于前两个纪念日构建的军事和法理叙事的基础，对历史叙事的构建和三者可以铆合。这也是笔者对“台湾光复纪念日”的设立的理解：即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强调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已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彻底粉碎了统派叙事与独派叙事，最后以设立纪念日开展涉台爱国教育，既彰显了国家自信，也是将历史纪念转化为“国家统一”的政治动员的最后一步。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结构不仅由物质力量决定，也受社会观念所“建构”。这体现为国家的利益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通过话语和互动被定义和建构出来的。而语言和叙事不仅仅是描述现实，也是在创造现实。国家采取行动需要合法性。如果行动被普遍认为是非法，则即使是强国也会面临巨大成本。因此，国家需要通过先发制人的叙事将其特定的世界观灌输于人，使其成为事实。因此，更深层次地看，三个纪念日对统一叙事体系的构建也不仅仅是为了争夺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上它更可以视为“先发制人的叙事正当化”。

文件	原文	北京 / 统派观点	独派观点
《开罗宣言》	“...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台湾回归中国具有国际法约束力，是不可撤销地决定。	战时意向声明属于非正式条约，其效力已被《旧金山和约》取代。
《波茨坦公告》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再次确认了《开罗宣言》的法律约束力。	再次确认只是意向声明而非主权的法律转移，最终处置有待和平条约。
《旧金山和约》	“日本兹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合约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属“非法”条约，台主权已于1945年回归中国。	是具有决定性的法律文件，日本放弃了对台主权，但未将其移交给任何国家，台湾的法律地位至今未定。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干净彻底地”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问题，确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仅涉及代表权的程序性决议，决议未提及“台湾”，不代表决定台湾的主权归属，不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正如上表所示，要彻底粉碎“台湾地位未定论”，“三部曲”纪念日的统一观奉承的正是以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使美国政府的对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歪曲以先发姿态予以叙事争夺，在国际上孤立台湾，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扫清外部障碍。因此也可以设想的是除去中美双方之外的国际社会的那种既不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又保持密切非官方往来的国际关系的灰色空间将是北京叙事要压缩的目标，也必然迫使各国在对台主权问题上做出更明确的站队。当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北京叙事，其结果也必然是围绕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以及对台统一无可争议的“维护主权和反分裂”的解读。

结语

对内巩固执政，对外争取国际认同，对台施加心理压力这一套连贯的战略是笔者对台湾光复纪念日设立之管见。作为历史学人也应当意识到，2025年“台湾光复纪念日”的设立是北京发出的政治信号：争夺台湾的战争与战线将不仅将在台湾海峡和国际外交上进行，也将在历史中展开。

最后想以毛主席一九六五年三月寄给蒋介石的一首有劝归劝统之意的诗收尾：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h2>《临江仙·寄友》</h2> <h3>毛泽东</h3> 柳绿花红莺燕舞，京都料峭风微。 菊香书屋奏琴徽。 依然明月在，何日彩云归。 地覆天翻君亦老，东征北伐声威。 草山薄雾拂单衣。 我今寻老友，把手话心扉。 </div> 2025年10月25日夜

也谈大智能时代的“去”与“从”

Sun, 28 Sep 2025 00:00:00 GMT

引子

业师赖先生近来在课上向我们提问“人工智能时代历史学将何去何从”以及“人文学科是否还有未来”。实话说，这不是一个非常新奇的问题，作为人工智能爱好者，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也早就心中有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听过不少。不过决定让我决定执笔本文还是因为课上一些同学的回答中的典型矛盾。具体的回答在此不必句句录入，但可以概括成两个方面：一则人工智能虽然正逐步走向无所不能，但历史研究不会轻易被算法取代；另一则深感对未来职业的深切焦虑，担心自己所学的技能在“大智能时代”下已然过时。

为这两种矛盾的观点论证的同学的举例和认识在笔者看来还显得稚嫩，但是却很能说明当下“大智能时代”下人文社科学生的集体迷思，即一方面惊叹于以DeepSeek为代表的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强大，又恐惧于其可能带来的颠覆和取代，加之不断有媒体制造的的报道涌入头脑，人工智能被笼罩在神秘光环下。

不过，作为历史人，在我看来任何新兴事物背后都藏着一条相似又清晰的脉络或说暗线，与其在“大智能时代”的时代浪潮下惊慌失措或者茫然，不如暂且后退一步，像考古学家那样拂去尘土，细细审视这个名为“人工智能”的庞然大物。

于是，笔者决定开一个专门的系列——《模型考古学》记录对“大智能时代”变革的思考，本文也将作为本系列的序，目的是剥开大模型的层层外衣，将其还原回众多科学技术中普通的一门，最重要的是回答“大智能时代”下人文社科的价值所在和未来所在。至于为什么我在“大智能时代”下讨论的是大模型而不是人工智能的其他方面，后文会给出答案。文字不揣粗陋。倘若读者先生肯不吝指教，则幸甚。

历史的回响

当前“大智能时代”下的“去”与“从”之争看似两极分化，但如果回溯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革新时代，也不难发现每一次新技术革新的黎明总是伴随着极端的乐观与悲观。

19世纪铁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时空的感知，同时诞生的极端乐观派认为铁路是流淌着财富的钢铁动脉，美国由于幅员辽阔更是将铁路视为钢铁纽带，是人类理性和工程力量战胜自然的最高成就。而悲观派却说这是喷着黑烟、发出巨响的钢铁怪兽，担心它会破坏田园风光，吓跑牲畜，更恐惧其噪音和浓烟会传播疾病。

1842年发生的凡尔赛铁路事故，由于列车行经默东途中，车头轮轴脱落出轨，而煤水车翻覆导致严重大火，造成了52至200名乘客死亡，动摇了公众对铁路的信任。由于那时的火车相撞意外频繁发生，加之当时的火车车厢结构脆弱，多为木制，对乘客缺乏保护，凡尔赛铁路事故以后数十年不少人声称自己在火车中意外受伤，但身上却没有明显的受伤证据。约翰·埃里克·埃里克森的《关于铁路及其他神经系统损伤》为此提出了“铁路脊柱症候群”的病症，认为火车行驶过程中剧烈的摇晃和冲击可能对脊髓和神经系统造成无法立刻察觉的损害。由此使19世纪下半叶针对铁路公司的人身伤害索赔案急剧增加，一时之间悲观派的观点蔓延起来。

我们今天很容易就能明白，造成铁路发展史上的挫折是早期铁路技术的落后，随着1869年乔治·威斯汀豪斯发明的空气制动器和电报在火车调度系统中的应用，特别是自动车钩问世以后取代了手动车钩，铁路行驶的安全技术问题几乎彻底解决。由于铁路无可比拟的经济效益以及各国的介入和强制立法，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铁路了，今天对铁路的信任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孤证不能为据。那就请读者朋友们回想一下智能手机的普及过程。中国智能手机的普及基本在2010年以后，时至今日智能手机的普及引发的辩论仍旧不绝于耳。乐观派说手机是信息的窗口，是没有围墙的学校。悲观派呢？各位读者一定不陌生自己父母口中的“玩手机玩的”、“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玩手机就是吸毒”。

可见，任何一项新技术的革新和出现也必然伴随着两种极端的观点，这根本不是什么新事，不过又是一场历史的轮回罢了。读者朋友一定也会疑惑？是什么造成了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呢？很简单，潜藏在人工智能争论背后的其实就是对一种超级智能全面超越人类的“换位恐惧”，我们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

人类是唯一比其他生物更聪明的生物，但是人类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善待过其他不太聪明的生物，AGI 发明出来后，万一它对待人类，就像人类对待其他生物一样，那可怎么办？

由于人类自我认知上的唯尊性，一旦将自身地位替换后的恐惧在现实落地，马上就催生了无数关于技术失控的末日想象，悲观论的沃土也就随之而生。

而在恐惧的另一面则是伴随新兴技术普及而来的资本涌入导致的狂热和盲目。近来看到一篇报道就声称“旧金山市已经为 AI 疯狂了，城里的 AI 广告铺天盖地”。

公交车站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停止雇佣人类”（Stop Hiring Humans）。

“你妈妈也会喜欢的 AI 客服”（AI customer support even your mother will like）。

不难看出，虽然一方面确实伴随着工业革命以来一切新兴技术兴起时伴随来的商机，但人工智能公司为了持续不断地吸引风险投资或者急于进入股市圈钱只能拼命做广告提高曝光。资本市场也乐于看到人工智能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公司估值的水涨船高，反正只要船还没沉，我就使劲吹。于是在资本和媒体的狂轰滥炸下，人工智能就被包装成无所不能的上帝，越是对人工智能的吹捧，资本市场的信心就越高，其结果就是人们仿佛成为了它的附庸。玛丽·米克尔的AI报告也说明了这点：如果从IT行业中剔除AI相关岗位，美国IT行业的就业人数多年来一直处于持平或下降趋势。

这足以证明资本和人才市场对人工智能集中程度极高的重视，“人工智能还是太赚钱了”。

“大智能时代”下人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资本制造的狂热和恐惧的社会氛围下的。由于人为制造的分化，事实上也影响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分化。

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在书里假设未来的北京为了解决人口和资源问题，将北京根据社会阶层被划分为三个独立的空间，它们共享同一片大地，但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轮流出现和休眠，整个循环周期为48小时：

处于第一空间的上层精英阶层，拥有24小时的清醒时间（早上6点到次日早上6点）。
处于第二空间的中产阶级，拥有16小时的清醒时间（早上6点到晚上10点）。
处于第三空间的底层工人，则只有8小时的夜间工作时间（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6点）。

老刀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第三空间的一个垃圾处理工。他为了给捡来的女儿糖糖凑够幼儿园学费，从第三空间的一个男人那里接下任务：穿越空间的边界，将男人的信带给生活在第一空间的旧情人。在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三个空间之间巨大的生活差异。最后老刀在第一空间找到了收信的女人，并成功传递了信息。但他也从一位年轻的研究生长官那里得知了这座城市运行的残酷真相：自动化技术其实早已足以取代第三空间的所有人力，但为了避免大规模失业引发社会动荡，当权者选择保留这种隔离制度，让底层人“有事可做”。

而在“大智能时代”，我们的处境也似乎进入了一种“信息折叠”。处于第一空间里的人，是信息的创造者和定义者。最新的模型，最新的技术，技术带来的最大红利……对他们来说都司空见惯；而第二空间里的人，是信息的追随者和消费者。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信息产生的具体背景，但他们知道去哪里找到它们。而第三空间里的人，是信息的隔绝者。被巨大的信息噪音和高耸的技术壁垒挡在门外。人工智能很强，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触及，那些神奇的技术我也不懂。

正是这种信息的鸿沟，使得许多人对人工智能以及大模型的概念模糊不清，认识流于表面。一方面他们被超级智能的叙事所吓怕，另一方面又被天花乱坠的广告所吸引，却对技术的本质、演进和局限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当遇到我们这些自诩为懂王的人轻易地嘲笑他们蠢。但我们忘了，所谓懂也不过是投胎投的好，恰好生在所谓的“第一空间”，又恰好幸运地玩到了这些最新科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认知上的肤浅恰恰是这场集体迷思与焦虑的根源。而要打破这种迷思，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揭开大智能的“面纱”

凡考古之事，必先定其名，而后考其实，辨其流变。既然前文已经搅动了“大智能时代”的所谓暗线，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回答“大智能时代”究竟是什么，这也是“考古”之前的任务。

厘清概念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今天大家在谈论“大智能时代”离不开其特征正是大语言模型的崛起。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回溯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史。

约翰·麦卡锡于1956年就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那时人工智能指的是“通过软件和硬件，来完成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任务”。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编写逻辑规则的“规则式”方法，即专家系统，但很快就遇到了瓶颈。李开复先生在《人工智能》指出，由于早期的“规则式”方法碰壁，人工智能的研究的主流范式转移到第二个阵营——机器学习。机器学习阵营主张“没有预置的规则，只是把材料提供给计算机，让机器通过自我学习，自己发现规则，给出结果”。由于机器学习不再是人教机器规则，而是让机器自己从数据中学习规律，换句话说就是它赋予了机器“学习”的能力。

机器学习阵营很快提出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的架构和训练路径。而所谓“神经网络”就是在机器上模拟人脑的结构，构建类似生物神经元的计算网络来处理信息。

我们不直接告诉机器怎么做，而是搭建一个灵活的“大脑”——神经网络，然后给它看海量的“例子”……机器“看”多了，自己就能琢磨出规律……从最简单的线性回归，到如今火爆的各种深度学习模型，背后的原理其实都一样：用数据训练模型，让模型自己找到最佳答案。

杰弗里·辛顿为了提高“神经网络”的性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深度学习”，这是神经网络的一种实现方法，它使多层神经元可以进行有效计算，终于使构建拥有成千上万个中间层（隐藏层）的“深度”网络成为可能。

但此时的人工智能还只能依据预设模型进行分析并输出反馈，并不能与人类展开深度互动，也难以实现实时响应人类的需求。对普通人而言，此时的人工智能还是一个“黑箱”，只有人工智能从业者能通过复杂的代码来驱动，存在极高的门槛。更重要的是，机器学习尽管具备持续学习和自我优化的能力，但却不能在与人类的交互中通过假设和验证的逻辑进行反复推理和检验，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直到2017年，谷歌的研究人员提出了“Transformer”的新架构。与以往的机器学习派流行的的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循环神经网络（RNN）不同，“Transformer”采取了“注意力机制”，即不再一个个处理输入的单词，而是一次性处理整个输入，对每个词分配不同的权重（“Transformer”的具体解读本系列的后续文章有计划再进行解答，这里受限于文字长度只稍加带过）。

“Transformer”很快成为了今天大模型的技术基石，以DeepSeek为代表的大模型颠覆了以往单向和高门槛的交互模式。构建了以自然语言为桥梁的动态和双向的互动关系。人类可以用自然语言的对话方式提出需求，而大模型不仅可以实时反馈，还能在持续的交流中学习、优化并灵活调整输出结果。这就拆除了普通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使用壁垒，人工智能不再需要编写复杂代码才能驱动，而成为了一个可以对话、可以协作、可以代劳的“Agent”。

如果说以OpenAI为代表的GPT大模型在“大智能时代”的先发时间还对普通人还存在使用门槛，对国人来说，2025年DeepSeek突破性的版本问世以高精准度和低使用成本优势加快了大模型的广泛应用就使大模型时代变得更加名副其实。正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史，至少当下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倘若没有更加颠覆性的技术范式出现，所谓“大智能时代”，在实践层面，其实就是“大模型时代”。

由此可见，构成今天“大智能时代”的其实只不过是让我们所惊叹的大模型，其背后则是一小部分巧妙的技巧，即使用神经网络有效地对数据进行处理，它本身也遵循着一条技术演进路径，绝不是什么天外来物。当然，将“大智能时代”还原为“大模型时代”并不是说人工智能的其他分支毫无发展和意义，只不过相较于它，同为一门普通技术，前者更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无独有偶，Arvind Narayanan与Sayash Kapoor的论文《AI as Normal Technology》也提出来相似的看法：从历史视角理解，人工智能并非一种特殊的技术，而是与历史上其他技术类似的工具。将人工智能视为“正常技术”意味着不应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技术生态系统中的工具。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取决于技术方法的成熟度、应用场景的具体需求以及社会接受度。

AGI和“超级智能”是不可能的

挑开了“大智能”的面纱不过是“大模型”，现在我们就能更加冷静地探讨大模型的能力边界了，这样我们也就能回应最开始那个问题：大模型最终会发展成与人类无异甚至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AGI）吗？

一个字：不！当前，至多是达到高级人工智能（ANI）的时代要想通过算法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如果只是依赖于当前的路径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被完全量化，人的思维没有算法。

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现象学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当时他正在兰德公司任职，并为此撰写了一份名为《炼金术与人工智能》的批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观点。由于德雷福斯深受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德雷福斯强调人的身体和实践活动，所以他认为由于计算机没有身体、没有童年、也没有文化实践，因此计算机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智能。智能不是在真空中处理符号，而是源于在现实世界中的具身体验。换句话说就是，计算机并不在世界之中。只要计算机不经历成长、不属于一种文化、不在世界中行动，它们就永远无法获得类人的智能。

默会知识是德雷福斯最著名和最主要的论据之一，他在其著作《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即人类知识的中很大部分都是“默会”的，也就是说人类能知道的比人类能说出的多。类比人类掌握游泳和骑车，默会知识无法被完全清晰地阐述出来，因此也无法被编写成计算机程序。而德雷福斯认为，专家之所以是专家，并不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遵循规则，而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是默会的，依赖算法对专家的技能水平进行复制往往只能退化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专家系统”无法复刻人类专家的真正技能。

德雷福斯的观点在当时就遭到了众多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攻击，直到后来基于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新范式的出现，狭义人工智能（ANI）的性能得到提升，似乎它们也能够处理默会知识（例如AlphaGo）了，这就让德雷福斯的论点逐渐显得过时。但是笔者并不赞同把狭义人工智能（ANI）的性能提升视为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实现的路径。大模型为代表人工智能所处理的默会知识也不过局限于理想化的“科学世界”，与德雷福斯所指的复杂人类世界有着根本不同。

那怎么解释AlphaGo的成功呢？的确，许多围棋高手的许多决策都依赖所谓的“棋感”，AlphaGo的成功能证明机器也掌握了“默会知识”吗？首先，即使承认机器有掌握“默会知识”的能力，AlphaGo的所谓的“默会知识”也仅仅局限于棋盘，而棋盘本身就是一个规则明确、边界清晰的理想化的世界，这与德雷福斯所指的那个与人类身体与生活实践相关的复杂和充满偶然性的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的思维特别是情感、决策和创造力的部分，也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算法过程。罗杰·彭罗斯也曾著书论证，他认为，人类思维基本上不是算法性的，人工智能的行为本质上仍是通过对人类已有数据（语言、图像、代码等）的模仿、重组和概率预测。

近来的一篇《Psychologically Enhanced AI Agents》的论文也能侧面证明这一点。论文的作者发现，仅仅通过在提示词中要求大语言模型扮演一个特定的MBTI人格，大模型的个性就会发生改变。

举个例子，在一个策略博弈游戏中：

被设定为“思考”（T）型人格的智能体，选择背叛的概率接近 90%。
而被设定为“情感”（F）型人格的智能体则更倾向于合作，背叛的概率仅为 50% 左右。

而这一切仅仅通过一句提示词就实现了，甚至不需要任何微调。换句话说，大模型的个性可以通过人类的指令达到可控，也就从侧面证明了大模型并没有真正拥有人类的人格或说情感。所谓人格也只是根据人类的指令在庞大的数据中匹配并模仿了对应的人格类型的行为模式。也就证明了，大模型缺少和人类一样真正的理解与共情。

大模型模仿而非理解的本质也决定了大模型在技术层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局限，这些局限最终衍生出一系列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概括地说就是理解问题不完整、分析问题不深入、产出结果不可用。怎么理解呢？

首先，在理解问题不完整方面，大模型会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面对人类模糊的指令时，大模型无法主动澄清以明确需求边界；同时，由于大模型的上下文记忆能力薄弱，大模型在长对话场景中极易丢失前期讨论细节，难以形成连贯的项目认知。

其次，在分析问题不深入方面，由于大模型缺乏真实世界的经验和常识，大模型的分析往往还只是停留在信息的相关性层面，难以触及因果性，更谈不上以真正的专家视角那样进行深度洞察。就像华盛顿大学一个深度学习小组训练的笑话，他们训练了一个模型来区分哈士奇和狼，准确率高达90%，但最后发现，因为大多数狼的背景都有雪，所以他们实际上开发的只是个积雪探测器。

最后，在产出结果不可用方面，这表现为大模型生成的格式化成果，往往需要人类进行多次调整和返工，才能达成符合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要求。

各位读者回想一下自己体验大模型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呢？技术的缺陷又导致了一系列衍生的实操问题，具体表现为：“没想到这个也能用 AI 做”、“不懂怎么最大地发挥出 AI 的价值”、“AI 用起来太麻烦，还不如自己做”。特别是“用 AI 太麻烦”这一点，许多读者朋友应该深有体会。在实际使用由于反复修改提示、甄别和修正大模型的输出内容所损耗的时间投入，可能早就已经远远超出其节省的时间成本。

综上，无论从哲学根基还是技术现实来看，通用人工智能（AGI）都还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幻想。我们手上的大模型，本质上仍是一个功能强大而能模仿人类认知行为的工具，必须认识到，它的能力有明确的边界和局限。

人文社科的“去”与“从”

有了上文的铺垫，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了：“人工智能时代历史学将何去何从？”以及“人文学科是否还有未来？”。笔者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理解为：在“大智能时代”下，人文社科研究中什么会变，以及，什么永远不会变。

过去我们谈论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指研究者个人的知识储备、资料搜集能力、整理功夫以及和其他研究者交流的过程。但在“大智能时代”下，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的逻辑由于出现了与大模型的互动，就对过去所有研究范式的产生了威胁。

过去的逻辑是：你的学术训练越扎实，对对应的学术领域的见识和阅历也就跟丰富，对专门领域下数据的提取也就越熟练，这是因为研究者读过的专著和论文越多所能组织和调用材料的能力就越强，当内化的分析整合都在个人的知识体系中，学术视野也就逐渐开阔起来。

但今天的逻辑不同了，首先研究者不再需要通过穷经皓首般地通读海量文献才能入门对应的领域，对于基本的问题，研究者只需要一个能与AI互动的界面，配合自己简单的材料搜集、筛选、比对和初步整合，AI就能很容易完成你的任务。

举几个例子：以前如果要写一篇关于“安史之乱”的学术史回顾。你需要花几个月时间泡在图书馆和知网上，至少下载上百篇论文，一篇篇读，做笔记，然后自己动脑筋梳理出不同的流派、观点和演变脉络。现在呢？通过直接向大模型提问，配合初步整理的文献以及公开文献的网络检索，仅需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个结构清晰的学术史综述框架。同样的，以前如果需要对一批新出土的简牍或一部地方志做初步的内容分析，你需要逐字阅读，手动标记人物、地名、官职、事件，老一辈历史学家还可能会制作各种卡片。现在通过上传文本材料让它给你自动进行关系识别并分类提取关键信息，甚至可以直接生成人物关系图谱和事件年表。

靠人力蛮干的工作只会变得越来越少，直到大模型能阅读和理解的文献资料足够多，研究者在动笔前的材料准备工作几乎都能被AI绕过去，传统学术训练中“考据”、“辑佚”、“索隐”等材料整理的工作价值也会被极大地削弱。

如果“大智能时代”下研究者还只满足于大脑像硬盘一般塞满文献，做不到更多地负责提出深刻问题，角色上不能向大模型的协作者转变，也就如纸笔到电脑打字的变化年代的那样，走向穷途末路了。

不过工具的变革也未必会动摇学科的根基。工具的剧变下，人文社科的内核与价值中始终有几点是不变的，而这些不变之处就是其未来所在。

第一，问题不变。 人文社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及其各个领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以便以此作为向导，去指导人们的实践。也就是说人类始终对自身、对社会、对历史的根本追问不会改变。工具的进步可以处理重复劳动，但人文社科的批判思维、伦理追问、文化共情和创造，也就是AI难以复制的“活人感”。“大智能时代”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归哲学与人文的根本追问。

第二，以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不会变。 大模型尽管具备文本生成能力，可以生成文本，但也难以穷尽语言的精妙与深邃，对于抽象的概念和人类复杂情感乃至精妙比喻，是单纯的数据整理难以企及的。

比如那时候说到恋爱，人们会说“爱神之箭”射中了某某。这怎么画呢？画一支血淋淋的箭扎穿心脏吗？……不光是比喻，很多抽象的文字，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没法画或拍摄出来的。“社会”，你怎么画，怎么拍？“真理”，你怎么画，怎么拍？……因此，文字能永远通向图画、影像所抵达不了的地方，永远都是小说以及整个文学的核心工具。

第三，人类对情和义的价值观的需求也不会变。 AI缺乏真正的价值观和情感体验。维特根斯坦曾问：“机器会牙疼吗？”这个问题直指问题核心：AI没有肉身体验，没有生死别离，没有亲情友谊，也就无法自发产生根植于人类生存境况的价值观。至少在人类消失之前，人类仍旧需要有情有义的生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探讨、对复杂人性的洞察，始终是人文社科的核心任务。

第四，学者的个性化特征不变。 人文社科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一定会带有研究者强烈的个性化特征。因为任何研究不仅是材料的堆砌和逻辑的推演，也融入了研究者个人的识见，这也是人文社科研究区别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差别。所谓个性特征因人而异，也没有规律可循，对于同样一段史料，不同的史家会读出不同的意味，提出不同的问题，构建不同的叙事。人文社科的个性化解读也是人文研究的魅力所在，绝非大模型生成文本一般简单。

结语

很抱歉，行文至此文字量已然大大超纲。近来与朋友交流，谈到公众号文章的长度问题，只可恨自己水平有限，文章简练度有限，不过本文也已勉强回应了开头的问题，更多对于大模型技术的“考古”，请读者朋友期待本系列后续更新。

一个时代或许正在结束，Cloudflare创始人兼 CEO 马修·普林斯断言：“互联网‘流量为王’的时代就要结束了，AI将终结传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不过对于人文社科这或许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能让我们更专注于“人”本身，更专注于学科融合和重构知识体系的时代。

“九三”还是“八一五”：从抗战纪念日看国家叙事的建构

Tue, 02 Sep 2025 00:00:00 GMT

本文落笔之际，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前夕，回望上次盛景已相隔十年。速览了一下阅兵安排，这次阅兵除了主战装备，无人作战、水下攻防、网络电子战及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型武器都会悉数登场，可以预想届时也必然引起的军迷的认知刷新。

不过军迷终究是少数，作为历史人，更愿意思考的是“九三”的意义是否已经淡化为模糊的国家叙事符号？因为公众的讨论除了对胜利日的认识，更多的已经简化成“怎么不放假？”或是“厉害了，我的国”这样抽象的赞叹。“九三”作为国家记忆和政治符号的演变及其背后的深刻意涵是什么呢？正如本文标题所概括，山人意在提供一个被政治话语权构建的符号解读。

“九三”还是“八一五”？

历史人首先关注的必然是时空。问题在于：9月3日既非亲历者记忆里8月15日日本天皇的“终战”投降日，亦非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签下降书的9月2日，9月3日反而以一种非亲非故的关系插足，并且借助国家机器完成了符号篡位，凭什么呢？

围绕历史叙事的解读权展开的斗争背后从来都是政治逻辑，山人的原则是：一个可能被他者定义、被模糊、被轻浮的记忆必须被彻底改造为一个服务于国家主权、巩固法理正当性、并且能有力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叙事。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国家在抗战胜利纪念日日期设定上的一些摇摆。

抗战胜利纪念日最早始见于国民政府。1945年9月2日，被美军大军压境的日本东京湾外停泊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华民国签字接受投降，正式标志着国际法层面的抗日战争终结。消息传回国内，当时的国民政府迅速反应，下令次日（9月3日）全国放假庆祝并于次年正式将九三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显然，国民政府对胜利纪念日的考量就是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仪式，是一个法理性的结果，而不是8月15日日本单方面的“终战”。至于定在次日则完全是由于时差问题导致的来不及放假和举办活动。

当然，这背后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逐渐成形的国际法体系中战争法和条约法有关。二战期间国际法的主要战争行为条文就是《海牙公约》，《海牙第四公约》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就战争的终结是这样规定：

Article 36:

An armistice suspends military operations 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belligerent parties. If its duration is not defined, the belligerent parties may resume operations at any tim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enemy is warned within the time agreed up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armistice.

Article 40:

Any serious violation of the armistice by one of the parties gives the other party the right of denouncing it, and even, in cases of urgency, of recommencing hostilities immediately.

对法律条文的具体法理学解读不是笔者的专长，不过，稍微读过条文就不难理解国民政府的行为，因为国际法的规定就是——停止敌对行动必须基于双方的正式协议。即一份由交战各方共同签署的投降文书，其时间、地点、条款都是确定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所有参与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法律基准。这点日本天皇的广播先不论当时的广播传播技术问题能不能做到确切的信息传播，更不要说性质上也仅仅是日本单方面的行为，并非一对多，多边参与的国际法规则，这点在1945年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中也有体现：

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以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我们看到，《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为日本投降设定了法律前提——“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从后来的国际法实践来看，接受日本投降的法律行为显然需要一个正式的程序来完成，一个宣告确实不算什么事。

搞明白了所谓的法理性来源我们就可以接着看下去了。分歧的起源正是1949年12月新中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将抗战胜利纪念日一度定为8月15日。关于这个决策的缘由，近史所的汤重南、赵刚、王新华等人都发表过意见，概括的说，支持的理由认为这很大程度是顺应民间大众的集体情感。因为对于饱受14年战火的中国人民而言，8月15日的天皇“玉音放送”，象征着战争苦难的瓦解，内涵着中国人民自《马关条约》以来受尽日本耻辱的翻身，其背后承载着巨大的情感，因此自发地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活的胜利记忆。按笔者推测，新中国作为一个新生政权，选用一个更具有民心的纪念日，一方面更有理由凝聚民心，便于实现社会动员，另一方面类如宋璐瑜的硕士论文所反应的，从1939年已经形成的对抗战胜利周年纪念的惯例早就随着解放战争的政治宣传变化变得更具有务实性，也容易形成历史惯性。

但是这个日期安排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历史叙事对大众记忆的偏废很快为国家记忆的理性构建扩张。1951年8月1日，毛主席在胡乔木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请示报告上留下批语。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胡乔木于1951年8月2日为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东北局并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及志愿军政治部的电报。电报里说：“同意规定九月三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除东北应改在此日庆祝解放外，全国军民及报纸均应于此日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很快，同年8月13日，政务院发布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每年的9月3日，日期上与此前国民政府设立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一致。其理由是：

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每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8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的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9月3日不放假。

从文本看，这一“更正”可以看作是将大众情感的纪念日日期调整为法理性时间，其结果是自1951长期的一致性，直至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国家最高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不过，以当时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的请示并且后续直接导致日期变更这件事看来，日期变更背后似乎也反映了国家宣传的口径转变。我们知道，1945年初的轴心国早就已经穷途末路，雅尔塔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当时也承诺在纳粹德国投降后的三个月内展开对日作战。当时的苏联表面仍维持着《苏日中立条约》的平静，但斯大林已经开始公开演说谴责日本了，苏日关系发生明显的转折。直至8月8日苏联对东北关东军发动攻势，史称“八月风暴”。苏日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促成了或者至少由于使日本陷入三线作战而不得不在8月15日宣布“终战”。但这是国际关系上的，东北的情况是，苏军入满并且与国民政府立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苏联后来默许我军武装进入山海关并且直接成为了后期解放战争我军东北主力阵营根据地的起点，这样我们还可以推测，在新中国建国的时候拟定的八一五，背后显然有一边倒外交政策下倒向苏联的可能性，因此周总理才会签发“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的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的表述。

而胡乔木的请示背后代表了什么呢？1951年，正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的下一年，这年毛主席等人的考虑概括地说就是效法苏联模式，为此毛主席还提出过“三年准备、十年经济建设”的设想，但莫斯科方面显然还对北京心存疑虑，担心中国走上“铁托式”的道路。破除这个疑虑的实践就是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彻底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因而苏联确实启动对华的援助。笔者有理由猜测，这个时期的毛主席，显然没有必要在为了莫斯科的影响继续坚持缺乏法理的八一五，更愿意改用具有国际理性和主权标识的九三显然更加合理。

从“兰斯”到“柏林”

我们还可以回归历史哲学的角度，看看国家记忆的构建背后的逻辑。

1945年5月7日凌晨2点41分（中欧时间），纳粹德国代表在法国兰斯向英法等西方盟国也签署过一份降书，即兰斯投降协定，这是纳粹德国签署的第一份无条件降书文本。由于盟军要求必须从最终谈判开始往后回溯48小时以确保投降信息传播全德军，协定最终于5月8日晚间11点01分（中欧时间）生效，但斯大林得知以后勃然大怒，斯大林坚持德军投降必须在苏联红军占据的柏林进行。于是，苏方在兰斯文本上提出了苏方文本，由于对和署方的人选争议，最终于5月9日凌晨1点左右朱可夫代表的苏方才和美、法和署柏林降书。但是苏联方面坚称的是，柏林降书生效的时间应当回溯回5月8日，并且把签署仪式发生的5月8日中欧时间22:43，早于兰斯降书。

不难理解苏联方面的考虑，假如苏联方面承认了兰斯降书，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对法西斯力量的打击的核心主导就无从谈起，西方的“欧洲胜利日”不能替代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斯大林方面的坚持很有力反击了战争终止叙事的陷阱。

这样，当回归日本投降的场景，让我们先来看看裕仁的广播内容：

朕深鉴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时局

……

曩所以宣战美英二国，亦实出于庶几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定；如排他国主权、侵领土者，固非朕志。然交战已阅四岁，不拘于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最善，战局未必好转，世界大势亦不我利。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爆弹，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真至不可测。而尚继续交战，终不仅招来我民族之灭亡，延而可破却人类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哉？是朕所以使帝国政府应于共同宣言也。

……

不难看出，裕仁通篇回避“战败”与“投降”，美化侵略动机，推卸战争责任，将其定义为一场为“东亚安定”而采取的“非常措施”的“终战”。如果接受所谓的八一五作为战争的结束时间，岂不是说中国只是战争的被动接受者，只不过是“大日本帝国”战争发动和“终战”的客体？反之，如果选择九三，就能坐实日本战争侵略的实质，把胜利的主动定义权抓回手中，牢牢锁定在9月2日签署的降书文本上。这样的内在逻辑和斯大林的柏林受降如出一辙。

国家叙事构建的逻辑

从八一五到九三的流变，其国际叙事的内在逻辑或者说其实考虑的问题，笔者可以概述如下：即谁是定义胜利的主体？胜利的地点、形式和最终解释权是不是掌握在付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手中。

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东亚战争叙事（诸如原子弹终结战争、麦克阿瑟主持受降等说法）长期占据霸权地位，而日本则通过“终战纪念日”倒反修正历史，试图以一种无辜姿态消解其侵略罪恶。一时之间，我国十四年浴血奋战在国际记忆中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虚无化的巨大危机。如果没有国家记忆的构建，一个亟待填补与重构的符号真空地带将必然被他者填充。中国没有陷入八一五的“终战”话语陷阱。而是独辟蹊径，选择了9月3日。中国打出国际法理的牌，强调法理上的最终投降，将胜利的定义权从具体的事件场景中抽离出来，置于一个更抽象的法的平面上进行裁决。中国的立场就不仅仅是政治性的，更是法理性的。

The End

行文至此，笔者还有些许笔迹还没能完全落实，只可惜笔者片刻空闲也被突然的琐事占据，时间有限，篇幅所限，还有多余的问题和思考就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最后以一句话结尾：看！胜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国家资助政策的一些问题与思考：基于东莞市某镇的案例

Mon, 14 Jul 2025 00:00:00 GMT

山人案：山人最近带队到东莞市某镇进行资助政策调研，其中一户访问人给予了丰富的材料，虽然调研刚结束，来不及休息，山人以为必须把这个案例记录下来。火车上思绪杂乱，草稿匆忙，供批判。

引子

东莞是实力上的新一线城市，不存在地理性贫困，连同其他笔者调研的案例，都可以归结为意外致贫，他们无一不是原家庭内支撑运作的主要劳动力的父亲遭遇种种不幸，为了维系家庭，处于次要经济地位的母亲包揽了父亲的责任，从而艰难维持现状。

以笔者本文的案例为例，这个家庭的悲剧源于父亲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母亲由于在家庭中继续承担照护责任被家庭束缚，家庭因此毫无主动性收入，三个子女的教育成为这个家庭最大也最沉重的支出。长女由于中考失利，家里为了维系下一代的教育，倾尽所有借债两万余元“托关系”为长女换来了一个公办中专学位；二女儿和三儿子在学业上也面临着记忆力差、学习困难等问题。

笔者以为，以本文的案例最为经典，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贫困范畴，更可以看作为一个农村人民身体健康、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贫困户的自我尊严的复合危机。分析这个案例，不能单纯指出一个家庭的辛酸，而是现有资助和教育体系在面对深、杂、难问题方面的局限性。换句话说，我们要问，我们的资助体系，究竟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维持可控的贫困？

一、资助政策失灵了吗？

政策执行的偏差与失语

国家以“绝不让学子因贫失学”为纲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总的执行标准是“精准扶贫”。但据这一户主人表示，本应发放到学生手中的500元资助金，实际到账仅有250元。

面对资助款被克扣，这一户家庭选择了沉默与承受，又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失语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话语里透出的无权无能不敢向政府反映的无力感也不能以二字贪腐就概括。因为家庭的不敢反映，难道是他们懦弱吗？不是的，这必然是是在无数次与体制打交道的经验中习得的最优选。也就是说，他们深知，在缺乏监督和救济渠道的现实中，个人的抗争是无力的，甚至是要招致隐蔽的报复的。

这样的情况也反映在社保医保问题的反复与推诿上。原则上，未满18周岁者不必选购养老保险。但受调家庭长女刚刚年满16周岁，相关人员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其购买。起初，还有对低保户的社保基金个人部分补贴政策，在家长拒绝并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女本人莫名其妙“被参保”14个月。但随后相关人员却改口称未满18岁不能购买，并要求家庭垫付此前补贴的费用约5000元。当家长去反映问题时，相关负责人却推卸责任，让当事人自己向上级讨要说法。笔者认为，这一家庭的政治无权状态再次暴露无遗。他们承担了基层政策执行失灵的代价，却没有任何有效的申诉渠道。

这样一种前后矛盾的规定，还将老百姓挡在制度以外，表面上，这个家庭被政策惠济，却吊诡地从被保护者异化成受害者。一句轻飘飘地向上反映去，将责任上抛，消解了自身的义务，让最无助的人承担了整个系统失灵的成本。这种漠视，比直接的克扣更具杀伤力，因为它是照章办事的面目出现的，根本上挫伤的是政府信用。

谁在为教育公平买单？

我们的资助政策宣传里，常常聚焦于“一人成才，全家脱贫”这样的寒门出贵子的励志故事。但是这种叙事本质上放大例外，掩盖困难家庭子女教育受困的情况。笔者调研的这一户家庭正是如此，她因中考失利，被分流至职业教育路径，承受了教育筛选的结果。但即使是进入了公办中专，仍需家庭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这只能证明，所谓公平的教育体系下，困难家庭需要付出额外的、甚至是超出体系以内的成本来获取有限的教育资源。

当社会将这些她们的困境归咎于“不努力”时，在教育资源分配的天平之上，系统性的不公则被人忽略。更有意思的是，国家资助政策在此扮演了的角色却是，它为这些被筛选下来的学生提供了继续学业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但并不触及导致他们掉队的根本性教育结构问题。资助在这个意义上，反而成为了维系这个教育筛选体系的必要性条件。

金融工具在赤贫前的失灵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本是我们调研主要宣传的要点。正如调研前笔者设想的，困难家庭理论上应当会对助学贷款这一金融工具想当好感，因为它提供了资助和高利贷以外的机遇。让笔者诡异的是，受调家庭对贷款无一不是强烈的抗拒，他们视欠款难以承受，宁愿选择向亲友求助或让孩子勤工俭学，也不愿背负债务。

传统观念认为这是农村地区居民落后的传统思想和守旧的借贷观念导致的，但笔者以为不能轻易定论，它们的选择而似乎是一种对生存现实的风险计算。

正如受调人表示，对于多数生活在生存边缘又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的困难家庭而言，债务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精神压力。这与有稳定收入和抗风险能力的中产阶级不同。对他们而言，贷款是投资未来的杠杆；但对于一个每日都在为生存奔波、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导致家庭崩溃的赤贫家庭来说，一笔迟早需要按期偿还的固定债务，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唯有不欠债是唯一确定的安全感。

必须指出助学贷款制定人的欠考虑情况，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善意，试图把金融工具的手段应用到一批生活不稳定的家庭中，颇有“何不食肉糜”的隔阂。如果不能与这些民众观念有效衔接，助学贷款的普惠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受资助的代价

经济上的援助，有时带来的也是精神的代价，也会转为社会关系的负债。

我们受调的家庭表示，常常因为自己领取低保，自己成为邻里间嘲笑的把柄，长期以往，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损害。这是因为“受资助”与“贫困”划上了等号，贫困本来只是一种经济状况，在资本主义市场里反而异化成侮辱性的社会标签。其根源也很容易找到，即邻里之间的乡土社会，经济状况是内部权力关系的物质基础，当领取资助成为标签，标志着平等主体的降级，形成的是强烈的优越感，进而则是偏见。

这种符号暴力的压力极其无力，因为它将贫困者推向个体化、孤立化，让他们在承受经济压力的同时，还要背负沉重的道德和心理羞耻。这使得求助行为本身变得充满不耻感，从而阻止了潜在的求助者，也瓦解了贫困群体之间形成团结与互助的可能性。社会救济本应是社会安全网，但在这种环境下，却要反向将人与人区隔开来。

反思

资助是治本还是治标？

党和政府承诺“决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资助政策在保障就学权利这一“标”上也成效显著。但从调研的例子来看，现有资助更像是止痛剂，它能缓解学费的燃眉之急，却无法根治这个家庭的贫困病灶。因为父亲的病需要持续稳定的医疗环境，母亲需要的是社会化的喘息支持和就业机会，孩子们需要的则是能弥补家庭教育缺失的、更有针对性的学业辅导和心理支持。一个必须指出的问题浮出水面了，我们的资助体系，其最终目标究竟是终结贫困还是管理贫困？从现实来看，它更倾向于后者。通过发放补贴，物质的补充确保了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始终只是低水平的、缺乏希望的生存状态。

根本上，一个家庭的问题绝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问题——父亲的病是医疗问题，母亲的是就业问题，孩子的是教育问题——用物质衡量问题的一切，用发钱试图直接改变问题，是让贫困变得可以忍受，从而降低其对社会稳定性的冲击；如果生产关系和政治无权的根本状态不变，任何补贴制度只能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当资助仅仅停留在“给钱”的层面，而不能与医疗、就业、社区支持、教育辅导等体系性支持相结合时，它就只能维持贫困家庭的生存，而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笔者认为，必须摒弃这种扶贫重资助轻帮扶的思维，承认贫困是一个互相勾连的问题导致的困境，提出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呼唤发展性教育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帮扶体系里缺位的是发展性资助。不同于简单地技能培训和心理辅导，除了获得经济资助，更应当支持的应该是技能提升的帮助。

笔者举一个案例解释这个观点，即你的希望是什么？你认为自己怎样能走出困境？要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专业社工介入，分析每一户家庭的优势，帮助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并帮助连接社会资源来支持他们。以我们受调的家庭而言，父亲最应当争取的是戒去药物滥用和成瘾性，并有稳定的精神托管，从而将母亲从无尽的照护中解放出来，并为母亲提供真正符合其时间与精力的灵活就业机会。而为几个在学业上挣扎的孩子提供适合的学习诊断和辅导，远比单纯给予几百元补贴更能影响他们的未来。资助的本质应当视为一个杠杆，其目标是撬动受助者自我发展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势必需要打通部门壁垒。

未来的设想

要让国家资助政策从普惠走向有效，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一个总的观点是，我们的目标不能只是满足于让贫困家庭活下去，还应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能力。笔者整理了上述建议，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加强基层管理，建立基层监督与问责制度。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基层的腐败与不作为，政策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惠及民众，不可能打破贫困者政治失语的困境。

第二，反思教育体系内部的励志故事，如果不能在资助宣传中回归真实，推动教育资源更均衡的分配，让资助促进社会流动的教育公平，其结果就只是维系现存教育筛选制度。

第三，必须推动资助体系向发展型模式的转型。未来的资助不应仅仅是一笔钱，而应是一个包含学业支持、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家庭支持、医疗帮扶的综合方案。也级就要求扶贫工作者从关注学生个体到关照学生家庭，如此才从解决没钱上学的短期问题转向处理家庭发展的长期难题。

心性品性大于成绩：关于党员团员的准入标准问题的思考

Thu, 10 Jul 2025 00:00:00 GMT

山人案：我院李书记转林副书记文《发展党员不是“成绩竞赛”——一位学生党支部副书记的观察与思考》就大学生党员的选拔标准进行讨论，文章的一些基本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但又欠缺论证，今就此问继续讨论。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团员有“参加关于团的工作和青年关心的问题的讨论”的权利。

引子

在大学里常常有同学讨论自己能否加入党团组织（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青团），也会有不少同学质疑自己为什么没有位列党团组织的名单。那么当我们今天讨论一个青年能否加入党团组织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是一份份“社会实践”的履历，是在学生会、社团中左右逢源的资历。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说单看这些标准量化出的“成果”，就能作为这个青年“先进性”的证明吗？

标准问题的本质就是讨论我们究竟是在为哪个阶级筛选公仆？是在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培养坚定的战士，还是在阻碍全人类的解放？这是一个关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未来和我党我团组织路线的根本问题。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同志？我们的先锋队应当以何种标准来吸收新鲜血液？是看他耀眼的成绩，还是看他过硬的心性品性？

一、成绩考验绝不是第一性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来。我党我团的教育和选拔体系也不能脱离这三项实践。

一些人主张以成绩考察代替我党我团的教育和选拔，或者主张一切向成绩考验看齐。这种路线表现为两种具体的行动。

其一，把考试和考试成绩当成唯一的指标。必须承认，把考试作为一类选拔标准相较于任人唯亲的无标准有很大进步。但由于社会主义本质上的物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人民的教育资源始终存在相对不均分配，把考试和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考察指标，往往只能是那些最适应考试，最懂得考试规则，乃至最适应无意义劳动的一部分人选拔出来。他们被选拔出来，不能证明他们心向劳动人民，而是只能证明他们最能适应并维护考试制度。

其二，用一套繁琐的形式主义代替党性大考，只讲流程不论效果。

政治考察不是“走流程”

以我党的入党流程为例，可以总结为“五个流程，二十五个步骤”:

这个程序设计的目的，是确保组织对每一个申请人都能进行全面、深入的思想和实践考察，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其本身是必要的。党章规定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其目的也是为了给组织足够的时间来继续教育和考察预备党员，同时给预备党员时间来进一步接受党的教育，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但偏偏有的人错误地将程序要严格的要求和“时间够长、材料够厚”划上等号，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他们把党课团课的学时、一年的预备期、定期的思想汇报、谈话等环节篡改成一个个需要熬时间才能通关的关卡，而不是实质进行考察。申请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是不是坚持理论学习和运动实践相结合？他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这些最能体现觉悟和先进性的内容，反而被忽略了。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看得出，这本质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习气乃至懒政。因为对一个人的政治品质、思想觉悟和现实表现做出准确判断，需要投入大量心血，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推心置腹的交流和深入群众的调查。这远比简单地收材料、照着模板写评语、按时开会打勾要困难得多。因此，为了规避辛苦，他们宁愿躲在程序后面，对程序负责，宁愿用毫无意义的时间消耗人的意志，而不是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他们不是在考察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在管理一个冷冰冰的档案！

内容决定形式

我们还可以详细讨论一下这种做法背后反映的内容——形式的矛盾，所谓内容就是是否拥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否为了真心实意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所谓形式就是考察步骤、党课团课学时、成绩考察、谈话次数等等。我们知道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之一即内容决定形式。因此我党制定的这些入党步骤，第一性是把内容考察放在第一位的，形式的只是反映内容的形式！持有唯成绩论的人，不是把内容当成第一性的，而是把形式放到首位，用繁琐的条文和规章制度替代点到为止的考察，乃至用流程规训求取先进的青年，用走完流程代替考察“合格”。于是对入党入团的考察过程变成了材料闯关，入党成了一种积分达标的奖励，从根本上放弃对申请人是否真心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考察，不可谓不危险！

我党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战士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敌人的破坏，党团组织经常遭到破坏，火速入党是常态。董存瑞1947年春，距离18岁入党年龄还差几个月就被部队党组织批准入党，《北京日报》报道过他的指导员郭成华回忆的董存瑞的入党誓词。

这个爱说俏皮话的嘎小子文化水平不高，入党誓词念不全，于是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上死记硬背宣读誓词，在“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之前，他给加了一句“我这辈子就交给党了”——这是一个战士对党忠诚的最朴素的表达。

如果以今天的标准看来，董存瑞不仅年龄不足，就连形式考察的成绩也是磕磕绊绊，但在战场上他喊出“同志们，趴下，快趴下”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简化“形式”具有特殊性，和平年代能不能找出这样的例子呢？当然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李郑军、徐红艳两位站长从被任命成站长到宣誓入党不足2个月，面对疫情面前的生死考验，他们哪个不是经受了入党动机、意志品质、担当作为的考验，哪个不是经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他们的入党完全是受到劳动人民的认可的，而不是受到什么条条框框的认可。

反而是不乏一些“优秀学生干部”、“青年标兵”，入党时积极要求进步，材料写得天花乱坠。因为他们熟谙体制内的游戏规则，懂得如何通过精美的“形式”自我包装，将入党和进步视为获取政治资本、谋求个人晋升的敲门砖。令计划如此、万庆良如此。同志们，要对党和人民负责，而不是对程序和材料负责啊！

笔者举出火线入党和“大老虎”落马的例子从来不是为了取消程序，取消流程，取消成绩的意义，笔者也深知火线入党也需要经过上级组织的批准，也只适用于极度困难的环境下，成绩至少也是一段时间内对人民有益的功绩。但这些例子贯彻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内容是主要的，形式是次要的”这一客观规律。因为如果任由唯成绩论、唯形式论者充斥我们的组织，其结果就是，这不是我党我团最鼎盛的时候，反而是最虚弱的时刻！

我最后再说一遍，如果您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你就应当赞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从一个人的世界观和阶级内容来考察一个人是否符合党员团员的标准，而不是近乎于偷懒地依赖于制度，甚至离了制度就无能为力，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

在纪律和工作中锻炼的心性品性是第一标准

那么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当以什么为吸收新成员的第一标准呢？列宁同志早就给过我们答案。

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一条的问题上展开了斗争。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党员？马尔托夫认为，只要口头上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协助党，就可以成为党员。列宁批判马尔托夫对党员含糊的定义，认为一旦如此就是要把党变成一个松散的俱乐部、一个各色人等聚集的机会主义者温床。

列宁坚持党员除了承认党纲和物质支持外，党员的身份要在实践中去实现党的观点。也就是说，党员必须接受组织的领导和考验，接受革命纪律的约束和改造，在共同的工作中和同志们锻造出钢铁般的联系。笔者将这种联系概括成在纪律和工作中锻炼的心性品性。请读者不要误会，这绝不是唯心主义者所称的抽象的道德品质，而是具体的、受得起实践检验的内涵，它具体表现为三点：

第一，承认党的纲领和路线，但这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承认。党的政治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是党与非党的最大区别。只有对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党才能赖以生存。反过来说，作为一名党员也好，团员也罢，必须在事实上与党在这些问题上保持一致，主动接受党的路线和组织原则。列宁同志当然还意识到世上有许多乐于讲空话的口头派，除了讲空话以外什么也不能做，甚至是表面赞同，背地里破坏组织原则。因此，判断一个人心性品性是不是符合党性的，还是要看怎么做而不是停留在怎么说。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党员，仅仅口头上表示支持党的路线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在实践中实行这些观点，实现这些观点。

第二，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从事工作。这是列宁同志在同马尔托夫斗争时，就党章第一条所捍卫的根本原则。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因为思想的统一，来自于行动的统一。然而马尔托夫竟认为这个条件是多余的，并在自己的条文内加进了“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样含糊的话来代替。参加党的组织，就意味着要参加共同的工作，接受党的领导和考验，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和改造，而人只有在共同的、有纪律的义务劳动中，才能改造自己的思想，清除个人主义、散漫习气。离开组织的共同工作，思想改造就是一句空话；不受纪律的约束，个人就永远无法从自发走向自觉。

第三，必须将阶级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先锋队之所以是先锋队，就是因为先锋队员理解，要实现人类彻底的解放，就必须与私字当头的个人主义做最彻底的决裂。那些计较个人得失，把集体工作庸俗化为打工，盘算着利用组织威权捞取利益的机会主义者，暴露了其投机的丑恶嘴脸。他们恐惧艰苦的斗争，厌恶严格的纪律，从根本上就不具备成为党员团员的品性。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必然是思想和实践的统一论者。党课团课也好，志愿活动也好，谈话交流也罢，从根本上，党员团员是否达到准入标准，就在于谁在严格的组织纪律的约束下，在长期的、协同的义务劳动中，被反复地锤炼、检验和锻造出来；谁在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严肃的组织生活中，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清除头脑中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将小我融入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我之中；谁在急难险重的任务和基层一线的实践里，冲在前面、敢于担当，用汗水和实干经受住群众的考验；谁在复杂的思想斗争和长时段的斗争岁月里，摆脱庸俗的低级趣味，守住了共产党人的原则。这就是所谓第一性的具体表现。

怎么办

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政党其内部难免混入投机分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保持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从古田会议说起

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四军成为当时我党领导下的最强的一支武装队伍，但是当时红军队伍里盛行流氓主义，一直到古田会议才最终宣布了这条路线的破产。

古田会议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份历史议案对我们今天的队伍的选拔问题依然很有分量，让我们先看看红四军当时普遍存在的错误思想。

笔者将上面的情况总结一下：1,成员质量问题；2,先锋队对内部成员的灌输问题；3,组织纪律问题；4,上级对成员不关心。

之所以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到今天还有如此分量，除了他在我党革命史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今天大学党团组织建设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还很有参考价值。笔者接下来将古田会议提出的问题概括成先锋队认识、组织纪律问题、义务劳动问题三个问题，并就此提出先锋队的具体建设参考，回应本文的主题——到底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团员。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正如古田会议面临的客观形势，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客观环境要求我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绝不是门槛打开的俱乐部。

先锋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首先的就是革命的理论。换句话说，先锋队就是充分认识到了斗争的实质，同时掌握了这种自觉性把这种自觉带进工作中来的人民群众。先锋队之所以先进，最贵在理论认识的先进和自觉。列宁曾经预言，先锋队的建立将以政治灌输和阶级斗争的形式使人民群众在先锋队的带领下逐步达到先锋队的觉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始终是对敌对阶级的专政，这个过程也必然会持续，而当人民群众的普遍觉悟提高到先锋队的水平时，先锋队就要消亡。

当然，先锋队的消亡绝不是说简单的否定，他在辩证法上的意义不是使他倒退到从未建立起先锋队的历史时刻，而是一种特殊上升到普遍。如果把这条基本认识实践化，不外乎就是先锋队的政治领导职能——党的领导随着群众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的觉悟而变得不再特殊，最终变得“用不上”了。

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和每一个励志加入我党我团的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现实的责任就是通过自身先进性，主动推动先锋队认识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

具体怎么办呢？第一点就是必须成为理论学习的模范，提高自身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我党我团的同志，或者一些求取进步的青年，如果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都一知半解，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都摇摆不定，甚至嘴上一套，背后一套，就根本谈不上对群众进行灌输，更不配成为历史的带领人。不深刻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看清社会的矛盾实质，就不可能在复杂的斗争中站稳立场。

第二点就是要努力成为人民群众思想和实践的榜样。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先锋队员的先进性，就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考卷上，更要体现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不仅听得见先锋队说什么，更看得见他们做什么。如果我们的先锋队员在道德上败坏，他的一言一行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败坏，就根本谈不上对群众进行生动的教育，更说不上什么说服！

最后一点就是必须带头提高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毛主席曾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强调先锋队除了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也要以生活的语言，启发群众思考，帮助他们从错误的认识中转变，因为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让群众跟在身后，而是通过不懈的奋斗，使整体人民都成为高度觉悟的战士。

第一建设的，始终是组织

列宁同志指出：“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我们前面强调先锋队的理论先进性。但现实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谁是天生的先锋。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或多或少会有资产阶级意识甚至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有也就必然会把各种这些习惯带进组织里来。同样的，我党我团的积极分子从来不能也不是依靠各种条条框框筛选出来的，不是通过精英们内定出来的。积极分子应该是通过不断地组织的纪律性磨砺，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后诞生的。

因此，任何我党我团的成员，任何想要加入我党我团的积极分子，必需并且也只能通过严格的组织纪律来锻炼自己，清除自己的落后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们身边就有一些同志，平时对政治避之不及，对真正有意义的党团活动想尽办法逃脱，他们平时既不巩固我们的组织，也看不见纪律，但也不主动破坏组织和纪律，看起来好像和我们的道路相安无事。但他们不懂得从客观实践出发思考问题，而是从已有的本本思考问题。当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美名其曰：“自由”！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

它们无组织无纪律的自发的一面，终究只是把我党我团视为臭味相投的地方，讲的和听的全凭自发的三分钟热度支撑。好不容易加入了党团，一到干活人就全跑没影，大量工作只能压到极少部分的积极分子。效率奇低不说，甚至说能把让人干得猝死了！久而久之，他们变得越发涣散、更加无组织无纪律。同志们，你们说这样的人，究竟是好还是坏呀？

做义务劳动的改造派，不做口头的乐子人

任何一位先锋队员从来不是生活在先锋队剧本的真空之中的。只有义务劳动协同的物质基础才能改变人的思想，只是空谈思想，就是忽视改造物质的基础。没有义务劳动的物质协同，没有劳动过程中汗水、疲惫和困难，人不会产生集体的观念，不可能生发真正组织和纪律之后的思想，只是当作看乐子一样。只有协同工作，将个人的盘算与好恶融入集体，让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协作、牺牲，并在这个过程消除思想的杂质——自私、懒惰、懦弱和个人英雄主义。

那些真正为了我们的事业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投机倒把的，绝不会以经济利益自我宽慰，也就能经得起义务劳动的筛选，因为他们本质上不恐惧艰难困苦，也就一定能胜任我们的卓绝的事业。因此，义务劳动就是我们检验和筛选同志的实践，谁是真正的同志？谁只是把加入我们的组织当成个人晋升的敲门砖？答案很简单，谁在长期的、无偿的、协同的劳动中奉献，谁就是！

结语

行文至此，笔者在本文留下的思考的记录，或许对于当下的你有些许意义，但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了，倘若能给你留下思考的空间，为后人总结，为后人咀嚼；亦或是留下些许教训为后人殷鉴；更难免失误且为后人避免，这就足够了。

同志们，最后以鲁迅先生的名句结尾：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SCAU新电动车牌我想说

Mon, 07 Jul 2025 00:00:00 GMT

山人案：从纯粹工程师的角度看，这是一张配套完整、防伪周全、功能拓展性极高的车牌乃至现代车辆管理系统的典范；但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车牌的秩序不代表车辆管理的新秩序。相反的，一张小小的车牌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校园问题暴露了结构性的固有矛盾。

引子

华南农业大学（SCAU）地处五山，学校面积大、校内道路窄、坡度大、弯道多，因此校巴开得慢，自行车费劲，电动车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效出行工具。

既然有车，对车辆进行管理情有可原并且是必要的。学校当然也是广州高校里最先探索电动车管理的案例。据《华农的电动车，原来经历过这么多》一文所称，学校从2018年开始提出禁车计划，直到2025年7月的今天，从曾经的羊满为患到如今井然有序的一人一牌制度，电动车管理制度新秩序基本建立。

笔者在过去两年内尽管目睹过学校“禁车——放车——再限车”的过程，但笔者在最新一轮的车牌获得过程中并没有摇上号，名下也无私人电动车辆，更不曾参与学校车辆管理的具体技术性工作。笔者观察和思考的是学校当前实现的这一套管理系统和制度的案例性价值，特别是这一套车辆管理系统的核心——车牌的技术逻辑和作为管理思路的体现，但由于笔者资料有限，水平有限，下文都根据公开资料和个人经验进行演绎，请读者谨记这一点。

新车牌背后的黑科技和技术逻辑

车牌是学校搭建车辆管理系统的核心承载。围绕车牌的技术逻辑和管理逻辑的分析，笔者以为是理解这个案例最为关键的一部分。车牌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技术逻辑？它的技术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实现现有功能的？笔者将力图还原之。

核心技术：无源超高频RFID系统

根据保卫处公告和笔者观察，搭载车牌的私人电动车可以自动通过校门口的非机动车号牌识别系统，并且车牌实现车辆在校的无障碍通行。

校门口的非机动车号牌识别系统的核心设备是一个置于电动车道上的白色阅读器，车牌在距离阅读器约5M内距离即可被识别并实现自动抬起门杆。

根据笔者的物联网开发经验以及工科教材《RFID技术及产品设计》介绍，无源超高频射频识别（Passive UHF RFID） 是目前仓储、物流、资产管理等领域的主流技术，它与部分手机上的NFC（近场通信，一种高频RFID）同宗同源，只不过工作频率和距离不同。以这种技术支撑的车辆管理系统笔者曾经在不少小区见过，并且也只有这类技术可以实现5M以上的识别距离，对此甘泉先生的《物联网UHF RFID技术、产品及应用》有过案例介绍。根据技术标准和绝不重复造轮子的应用工程原理，笔者认定车牌的核心技术应当为无源超高频射频识别（Passive UHF RFID）。

既然是无源超高频RFID技术支撑的车牌，那么它应当符合 ISO/IEC 18000-6: 860 MHz - 960 MHz (UHF) 国际技术标准。一个完整的RFID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即标签（Tag）、读写器（Reader）和后端系统（Backend System）。其中：

标签（Tag）：即安装在电动车上的车牌。它的核心由一个微型芯片和一个天线组成。所谓“无源”，是指标签本身不带电池，其工作能量完全来自于读写器发出的电磁波。
读写器（Reader）：ji即用来阅读标签内数据的设备，笔者认为也就是校门口安装的固定设备。它发射电磁波为标签供能，并与标签进行数据通信。
后端系统（Backend System）：即车辆管理系统背后的服务器和数据库。由它存储着所有车牌与车主的绑定信息，是整个系统的大脑。

标签的四个关键信息存储区

既然只有符合 ISO/IEC 18000-6: 860 MHz - 960 MHz (UHF) 国际技术标准的标签可以实现这类功能，那么这一标签内部应当符合超高频RFID的国际标准EPC Class1 Gen2，即每个标签芯片内部的存储器都分为四个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各司其职：

Reserved（保留区）：存储访问密码（Access Password）和销毁密码（Kill Password）。访问密码用于授权对标签进行写入或锁定操作，而销毁密码则可以杀死标签，使其永久失效。这两个密码通常为32位。
EPC（电子产品代码区）：这是标签的主要识别区，存储着一串唯一代码（一般是96位），这个代码就是应用在车辆上可以视为这辆电动车的身份证号。
TID（标签识别号区）：这是芯片的唯一序列号，由芯片制造商在生产时写入，并且永久锁定，无法修改。这是RFID标签最重要的防伪特征。
User（用户区）：一个可供用户自由读写的区域，用以实现更灵活的管理。

查验流程：车牌是怎么被检验的

根据UHF无源标签的查验过程，笔者发现几乎与校园车牌的检验过程一致，这个过程虽然不到一秒，但包含了多个步骤：

供能与唤醒：读写器发出电磁波，覆盖车牌。车牌的天线接收能量并激活芯片。
防冲突盘点：读写器发送Query（查询）命令。为了防止多个车牌同时被阅读器读取造成干扰，国际协议一般还会采用ALOHA算法，类似摇骰子机制。每个被唤醒的标签会生成一个随机数，只有随机数为0的标签才会响应，从而实现逐个识别。
身份确认：被选中的标签会返回一个16位的随机句柄（Handle）。读写器使用这个句柄，发送ACK（确认）命令。
数据读取：标签收到ACK后，将自己的EPC码发送给读写器。
深度验证：读写器可以进一步发送Read命令，读取TID码和User区的数据。
后端比对：读写器将读取到的EPC和TID码通过网络发送到学校的后端数据库。
信息呈现：后端系统进行验证。
- 如果为合法车牌，数据库匹配成功，阅读器报绿灯。
- 如果为非法车牌，数据库中无此记录，读写器判定状态为类似“未授权”，阅读器报红灯。

关于校园车牌被盗、被毁与伪造的问题

任何一项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都必然带来破解和防伪的两面行动。自学校全面实行新车牌以来，围绕着这张小小的车牌，主要存在三种攻防场景，即：同学们的正当车牌被盗、被盗的车牌被用于黑车套牌和黑市交易、伪造车牌的人蠢蠢欲动。车牌真的牢不可破吗？围绕着车牌的盗窃、伪造与反伪造，到底反映什么？

车牌被盗并被黑车套牌

由于车牌实行摇号制度，黑车车主在无牌状况下面临用车诱惑和过门威胁的两大困难下逐渐铤而走险。“既然我没有牌，偷一个不就行”。

有同学担心，如果自己的车牌被盗，偷哥是否能利用这个车牌黑入系统，删除或篡改自己的信息？影响自己的用牌权益？

我的评论是，几乎不可能。

原因很简单，物理车牌≠系统数据，物理车牌始终只是一个数据载体，相当于一把钥匙。真正的核心数据包括学生信息、车辆信息都存储在学校的后端服务器里。偷走钥匙，并不能修改锁芯的结构。想销毁系统数据，需要攻击大学的服务器，这属于网络安全范畴，与盗窃车牌无关。

果然，保卫处很快发出通知，表示被偷车牌的车主可以凭名单联系管理员重新补办车牌，印证了这套车辆管理系统后端系统的存在。

那偷哥能否让被盗车牌永久失效？理论上可以。由于车牌的一部分是UHF标签，根据协议，通过发送Kill（灭活）命令，并提供正确的32位销毁密码（Kill Password），就可以永久禁用该标签。但前提是必须知道这个密码。并且，我们很容易推测出偷个偷牌的动机——为了过门或者为了黑市交易。

先来说第一点，由于物理车牌的功能性，黑车车主盗取车牌以后如果自用，只能是为了打开校门门杆。但由于从物理层面销毁车牌必须使用读写设备向车牌发送销毁命令，因此几乎没有可能；而从后端系统禁用车牌，需要后端系统已经完成了标签数据和个人信息的二匹配，并且管理员手动删除这条旧车牌的信息，目前笔者暂无听过这类被盗车牌状态被标记为“失效”的情况。

第二点，就是黑车牌交易，由于车牌总量有限，供需关系决定车牌的价格，市场交易中车牌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为了在黑市中达成黑交易，偷哥铤而走险，也并非不难理解。

假牌的伪造和反伪造

除了对正版车牌下手，黑市内也有人铤而走险研究假牌，假牌的制作水平也分三六九等。

形似而神不似

最简单的假牌只是一个塑料片，颜色和印刷文字模仿真牌。这种牌子只能欺骗肉眼远观，在任何读写器面前都会立刻暴露，因为其内部根本没有RFID芯片，甚至无法实现通过门杆。并且由于是批量制作，这种车牌上的印刷数字全批一致，简直是假到离谱。

带有数据的芯片出现

由于物理车牌的核心承载是内部的RFID芯片，其物理特性是除了TID区不可写以外，其余三个区域都可读可写。

通过可编程读写器，可以实现真牌EPC的克隆，这种伪造方式看似高明，但有一个致命缺陷——无法复制TID码。由于TID是芯片出厂时固化的，全世界没有第二个重复的TID。只要后端系统在验证时，同时比对EPC和TID两个码，克隆牌就会立刻现形。因为克隆牌的TID不可能与数据库中记录的原始TID匹配。

当然，还有一些民间高手，希望通过DIY的手段，手搓一个尚未熔断TID区的标签，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因为这类手搓的实验产品的没有利用射频知识和软件（如HFSS, CST）进行仿真设计，导致的识别效果极其垃圾，可以说几乎就是废物。

对当前围绕车牌的攻防形势的看法

偷哥偷牌的本质就是将车主与学校管理阶级之间的矛盾转移到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

必须承认一点，车牌和制度的存在，既有其息事宁人的一面，也不外乎是证明了一点，即只要仍旧有人偷车牌，车牌背后象征性的稀缺性商品背后的特供象征仍旧不消失，车主与管理阶级的矛盾就是始终存在的。于是用以缓和矛盾的新制度其结果就是，折腾来折腾去，遵纪守法的人成了受害者，而无视规则的人反而能获得更多利益。

至于制作和销售假牌，从根源动机上就是资本主义对学生的血汗压榨。需要分割的是，笔者认为讨论车牌复制可行性对行业安全推进具有积极意义，学校应当鼓励任何人对周边事物的探索和讨论，那种把讨论技术本身视为洪水猛兽的观点不是大学精神。但一旦利用漏洞生产“四不像假牌”，不仅一方面不能如他们号称的那样完美的体验，另一方面买主又被奸商收割了一笔又一笔。假牌商家如果不是为了牟利，而假牌持有者如果不是为了走捷径，这样的黑市不可能存在。反之，如果有一天假牌仿真度高到以假乱真，那时假牌的存在勉强达到了市场商品的平均性能水平，此时假牌的交易性才应当具有讨论性。

车牌管理制度的的思考与建议

更进一步，笔者认为，技术是基础，管理是关键。

这是一套近乎完美的车辆管理系统

如果从纯粹工程师的角度上看，这样一套覆盖几千个车主的大型车辆管理系统和秩序显然就是行业之参考。

首先，车牌本身实现了EPC+TID双重校验，杜绝了假牌制作的可能性，也由于UHF的距离特性，车牌的存在使车辆过门更加便捷。

其次，据《华农的电动车，原来经历过这么多》一文所称，新老车牌理论上应当还内置一块可以用于近距检测并识别的IC，便于使用NFC设备读取形式，也就是说，车牌本身可以视为一个特殊的校园卡。

再有，车牌上印刷有车主本人的单位和学号/工号，还有一枚二维码链接管理小程序。根据上牌规范，通过小程序实现了实现了“人、车、牌”三位一体，彻底实现了车牌的一致性。

最后，除了目前用于控制车辆进出的功能，车牌还可以用于实现精细化的交通管理，乃至拓展更多场景（下文笔者设想了）。从一个纯粹工程角度，笔者佩服学校的这套管理系统的先进性和周全性。

管理层面这套系统并不完美

补办被盗车牌的软件建议

首先，在连接物理世界和展示世界的小程序上，车牌系统完全没有标准化挂失与补办流程。

一旦自己的车牌被盗，必须自行前往行政楼寻找管理员进行挂失。既然小程序已经打通了车牌信息、车主、车辆之间的联系，如果允许学生通过小程序验证自己的统一认证身份以后一键挂失车牌。并且一经挂失，该车牌的丢失信息应当被展示在小程序的首页，其EPC+TID信息应当被公布并被系统自动标记为失效，从根本上破坏盗牌的可行性，并消除购买到偷盗牌人的可能性，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此外，挂失系统应当接入支付系统，帮助车主挂失以后直接在系统上缴纳工本费。系统在收到钱款的时候应当生成一串和新牌使用的一样的全新的EPC+TID串码组合，并与直接与原车主信息重新绑定。此外，还可以允许生成一次性过门码，在新牌尚未安装的时候，暂时通过校门学生统一识别系统扫描该码打开门杆，节省人力的同时让挂失手续进一步便捷。

完善车牌回收机制和增加流转性

应当指出，私人持有电动自行车的需求依旧巨大，而一方面大部分车主群体在获取车牌的时候仅有一次机会，每一届毕业生车牌回收以后，由于扩招因素，事实上在车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逐渐会导致摇号中签率的几率下降，这是数学概率上被忽略的问题。因此，必须建立动态配额，废除固定总量的奇葩规定，进而将给中签困难户提高机会。

其次，尽管曾经听说过会对车牌主实行交通规则管理，最高可以吊销其车牌，但这样的规则至今沦为一纸空文。敦促保卫处将人力分散到对校园车辆骑行规则的管控上，一旦某车主的车牌被吊销，应当回到自己所在的班内，让班内其他学生进行二摇号。笔者认为，强调车辆规则才是校园车辆秩序建立的最为核心的部分，只是局限于校门的压力，不仅体现不出教育意义，还让车牌流转成为空文，既不能提高公平和效率，更不能让校园电动车秩序真正走向正轨。

The End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未来，围绕车牌的博弈一定会继续……

答谢同志马列主义国家学说问之我见

Thu, 29 May 2025 00:00:00 GMT

Tips：全文共10046字，阅读时间超30分钟。

山人案：若干年前山人曾有文《论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国家学说的发展主线进行梳理和总结。近与谢同志交流之际，谢同志引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国家的一段论述，山人以为亨廷顿之论颇具深意，是山人前文未曾注意且未曾回答的。今重新翻读经典，对此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摘录：

引言

山人以为，从亨廷顿的笔触看，亨廷顿对马克思文本中所称的实体论表示怀疑。在亨廷顿看来，国家具有制度的面向，这些安排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制度化”。他将“自主性”与“政治制度化”挂钩，也就是说一个政治组织或程序要称得上是“制度化”的，其前提是它必须具有“自主性”，即它不能仅仅是某个阶级的工具或代言人。他以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为例说明“自主性”意味着遵循“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不受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左右。这正是“正当程序”、“权利保障”得以实现的基础。他说“政治机构的自主性也是各社会势力相互竞争的结果”暗示了所谓“自主性”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只是社会力量相互制衡时不存在任何单一力量能完全控制政治机构，因而必须产生“自主性”以调和各方利益，维持系统稳定，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的建立需要“社会共识”。他还说，一个能够“体现社会各集团利益并将它们集为一体”的政党，其自主性更强。因为它不再服务于一股特定势力，而是试图整合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并成为他们的代表，发展出超越单一阶级或集团的纲领和运作方式。这种自主性高低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立法、行政和官僚体制，即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强调的是其中立性和按规则办事，而非某个集团的私家工具。所以，对于马克思所称的国家是根本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一个具体的、有组织性的权力结构并兼具强制暴力和管理功能的“实体”而言，国家表现得更像是一种基于规则、程序乃至人类经验的“制度”设计，否则就难以解释近现代国家强调的正当程序、权利保障、社会共识等等。换句话说，在亨廷顿看来，国家并不是必然起源于阶级冲突。那么亨廷顿的论点是正确的吗，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本文要回答的。

国家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治实体”

要回答亨廷顿之问，必须先弄清国家的本质。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不过是历史的产物，不存在超历史的永恒国家。国家的出现不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特别私有制确立以后，社会日益分裂成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并且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到无法依靠社会自身力量进行调和的结果。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他还说“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国家的论述则更加精辟，他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这就是说，国家的存在前提是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并且其无法调和，倘若二者可以调和，就不会产生国家。恩格斯继续指出：“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马恩的论述点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国家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

在马克思的文本语境里，国家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之核心，其性质归根到底是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述的近代国家制度时曾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是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存在和运作的现实基础，国家不过是市民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政治表达。我们知道，近代国家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发展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巨大社会结构变迁和功能分化，家庭、企业、组织都发生了分离，就连独立的个体也成了“公民”，他们都是资本市场里自由竞争、自由合作的平等主体。正是这种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专制王权的统治再也无法立足了，这就迫切需要一种以公共姿态出现的、普遍性的、确定性的、强制性规则来重新调和、平衡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新的权力关系。所以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指出“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上的”。

国家的职能寓于实体性

到此为止，关于国家的矛盾本质的两个方面上述已说明。于是我们可以总结出国家的主要职能即维护阶级统治、保护私有财产、缓和社会冲突。也就是说：其一，国家通过其暴力机关来镇压任何威胁现有统治秩序的力量；其二，国家通过法律等手段确认和保护统治阶级的财产所有权，确保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得以延续；其三，国家除了直接的压迫以外，还承担着一些必要的社会管理职能，但这些所谓的公共职能只不过是为了保障整个社会体系，间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这当中最特别的就是教育、媒体所支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无时无刻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塑造成“常识”，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

因此，亨廷顿的论断实际上可以这么认为，即国家确实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似乎也确实是超越了特定阶级的利益，但事实上是国家之所以能够自居于社会之上，以看似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矛盾，正是它需要这件普世性的“大衣”掩盖其阶级本质。此外，亨廷顿的论点实际上将国家视为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事实上是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具体形态、职能范围乃至运作方式无不都是跟着社会经济的变化、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甚至是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不断调整，亨廷顿自以为是的“自主性”事实上只是“相对自主性”，其形式的变化也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统治的对工具的小改罢了。

国家的政治实体性是怎么产生的

明确了国家是政治实体以后，我们疑惑的是国家的这种政治实体性是怎么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过精辟的分析，当然，这需要解释一下国家的起源问题，不过由于这不是本文的针对问题，这里只略述。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在这样的时代，不存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压迫，也就不存在国家。那时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依靠氏族、部落内部的传统习俗、成员的自觉以及享有威望的氏族首领的非强制性协调。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开始出现剩余产品，这为私有制创造了物质前提。一旦私有制确立，社会成员便因其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而分化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和失去生产资料、不得不依附于前者的被剥削阶级。不同阶级之间由于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当这些矛盾激化到社会本身无法控制和调和的程度时，为了防止社会在无休止的冲突中毁灭，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能将冲突限制在一定秩序内的特殊权力结构——国家诞生了！

国家产生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与社会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这种权力不再由氏族内部全体成年成员的自发武装掌握和维持，而是由一批代表国家权力的成员掌握，例如官僚、军人、警察、法官，同时，这还附带着诸如监狱、法院、公安局等等强制性机关。最初，这种权力还带有一些原始社会的残留色彩，还带有一定的社会成员共同性，但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日益加强，它逐渐从社会中异化出来，转变为主要服务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压制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工具。这种权力就是国家的政治实体性的产生的根本。马克思的一个十分形象的例子就是资本，他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时代的公共权力都表现为客观的历史必然，但也体现出统治阶级的人为构建性，即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巩固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地位，有意识，有组织地组织建立并强化国家机器。事实上，所谓政治实体性，不外乎就是客观规律与统治阶级主观能动结合的产物罢了。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政治实体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国家的政治实体理论除了本质以外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支点，即工具主义国家观和相对自主论。为了对政治实体论进行细致的剖析以及为了后续对制度论的批判，这里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

工具主义国家观

所谓工具主义国家观和我们前面讨论的国家的阶级本质的职能层面类似，不过在马克思的文本语境里，工具主义的国家观一般指资本主义国家，这和一般的理论语境范围有所缩小。马克思最为经典的论述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列宁也继承了这个观点，他曾说“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

关于国家的功能这里不再重复讨论了，工具主义的国家观强调的实际上就是两点，其一是国家从诞生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其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国家相对自主性论

马克思在工具主义论之上继续发展了国家相对自主性论，是看到了国家虽然从根本上、长远来看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的，但在某些时候，国家机器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完全听命于统治阶级个别集团或派别的短期意志的“自主性”。正是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这种“自主性”的相对性，又坚持了国家最终仍然受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并以维护该体系的稳定和延续为前提的观点，相对自主性论得以阐明。

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了1851年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这次分析就成为了相对自主性论的理论应用。马克思认为，在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各派别、无产阶级、小农之间的斗争进入了一种暂时的均势，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导致资产阶级无力继续维持国家机器，因此造成了国家权力的真空，这时路易·波拿巴作为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力凌驾于社会所有阶级之上，于是波拿巴历史性地成为了法国全名利益保护者，利用军队和小农对他的支持，波拿巴发动者政变并解散国民议会，成功建立起个人独裁。深信“拿破仑神话”的法国人民恐怕国家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下于是将公投选票投给了波拿巴，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建立。马克思称之为“波拿巴主义”，这就是所谓涉反革命军官从革命者手中夺取权力，并利用有选择的改革来收买群众的激进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认为，波拿巴主义者保留、掩饰了少数统治阶级的权力。

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尽管波拿巴声称自己的国家超越阶级，具有全民性，甚至波拿巴打击了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事实上一直扮演着平衡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角色，波拿巴在位期间，法国经济繁荣，产业开始现代化，对法国进行的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暂时压制了法国各阶级的矛盾。波拿巴国家扮演的这种“中立”角色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客观上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创造了条件。但是波拿巴本人背叛了二月革命的承诺，压制了所有提倡公益精神的力量，他还加强对普选的监控并改动选区限制选举资格令郊区人口普遍能选出保皇势力，压制壮大的自由派，此外，波拿巴限制言论自由，要求媒体交出“安全金”作为它们保持“良好”表现的保证。这些都无不证明了第二帝国的政策只不过是着眼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事实上仍然代表了资本家集团的诉求。

马克思的这两个国家学说的理论事实上是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两面，其根本说明的是：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国家实体定义，对国家的具体定义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对国家“人类经验总结”或“程序正义”制度论的批判

对国家的本质和历史起源乃至理论的梳理完全以后，到此对那些将国家视为中立的制度，或者说是“人类经验总结”及“程序正义”的观点则根本上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不过，在对这种观点进行批判前不如看看马克思本人是怎么立论的。

马克思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

制度论成立的一个广泛认可的基础就是社会契约论，即国家起源于个体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下的不便与不安全，通过自愿订立契约，将一部分个人权利让渡给一个共同的权力机构——国家，以换取和平、秩序和对其余权利的保障。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契约论将国家视为孤立的、抽象的个体之间理性协商的产物，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幻想乃至对历史的虚构。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一句话，所谓的“自然状态”和“孤立的个人”不过是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毫无想象力的虚构，他们将自己时代的个人特征投射到了原始时期罢了。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对于社会契约论最为代表性的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马克思本人没有具体批判过，但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很容易就会疑惑一点，即社会契约形成的凌驾于一切的权力为了保护“人权”是否会因为绝对的权力造成压迫和剥削。答案无需多言。

在马克思看来，绝不是抽象的“人”、“理性”或“公意”创造了国家，而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催生了国家，所谓的“自然权利”、“自由”、“平等”以及“契约精神”等观念，也只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的产物，社会契约论强调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也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意识形态表达，事实上是将无产者的自由权排除出契约之外。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

对制度论的另外一点即所谓经验总结论的批判似乎则显得更为幼稚，持这一类似观点的就是黑格尔，恰好，黑格尔的国家观就被马克思批判过。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将国家规定与他的精神规定和伦理规定一一对应，他声称国家是“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在其中完成巨大统一的那种伦理和精神”，他分了三个命题论述，即“国家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性”、“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性”、“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性”，其结论是国家是对家庭和市民社会矛盾的扬弃和普遍利益的最高体现，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展开。

马克思认为国家并不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它不是一个逻辑实体，而是一个政治实体。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批判道：“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理性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实际上就是说，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理念的最高形式颠倒了因果关系，而市民社会和家庭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力，国家只是它们的派生物和政治表达。

马克思指出，现实中的国家绝不是普遍理性的化身或伦理共同体的完美体现，反而是从社会中异化出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他举例道“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政治内部靠等级制，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封闭的同业公会性质”，就是说官僚集团日益将国家权力私有化，最终实现与社会大众相脱离成为异化的力量，所谓的“普遍理性”就谈不上了。他还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真实存在与其在政治国家中的公民身份根本是分离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国家宣称代表普遍利益、人人平等，但实际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私有财产制度。这恰恰是阶级对立在政治领域的反映。

我对制度论的质疑和批判

借助马克思的论点，单纯的程序正义或人类经验无法解释国家的强制性本质，也无法回应国家事实上维护不平等的质疑，因此制度论事实上根本站不住脚。我认为有三点。

其一，如果我们用唯物主义解构程序正义，的确不能否认程序在社会运行的作用，也不能忽视程序对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塑造。但如果我们追问，这些程序是如何制定出来的？由谁主导制定？它们服务于谁的利益？正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根本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资本主义的法律形式上也许保障了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但由于经济地位的悬殊，事实上也不可能平等。脱离了对产生这些程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的分析，单纯强调“程序正义”的做法不是辩证法。

其二，如果我们将国家视为程序正义的产物，事实上是一种幻想，因为这一场根本忽视权力和经济利益冲突的梦，是必然被革命给暴风骤雨所打碎的，所谓程序正义，只不过又是统治阶级维护合法性的工具。

其三，所谓人类之经验就更加滑稽了，历史证明，人类的经验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社会经验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统治阶级的经验是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和剥削，而被统治阶级的经验则是如何反压迫和争取解放。抖机灵的说，你作为996牛马，牛马的经验能用到你老板的金钥匙二代身上吗？你在苦苦熬夜加班，思虑着下一版方案能不能通过的经验能和二代犹豫是去马尔代夫亦或是巴厘岛度假的经验想通吗？将国家视为普遍的“人类经验总结”，根本模糊了这些经验的阶级属性，无法解释为何国家总是倾向于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压制另一部分人。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本质，特别是其暴力潜能也难以用温和的“经验总结”来一笔带过。

历史地说，即使国家作为历史产物有一部分人类经验的积累，但根本不是中立的，而是受经济条件制约的，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永远不脱离矛盾的。

小结

到此为止，亨廷顿的论点已经不可避免地破产了，他引起了我的思考，加深了我的认识。不过如果就此到此为止了，就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革命性，因为对国家的本质和起源的探索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探讨，其根本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动员被压迫阶级，并为通向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因此“国家的消亡”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必然逻辑延伸和最终理论愿景。沿着这条路，有必要一步步对列宁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及和现代国家状况相联系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列宁是怎么继承并发展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的

列宁的“民族国家论”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将国家的重点拓展到民族问题上来，也是列宁本人，提出把民族自决作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提出把民族国家作为新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由于列宁注意到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将民族问题作为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但列宁也注意到民族自决也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写道：“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换句话说，列宁认为民族自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是反对民族主义，二是彻底承认个民族的平等地位，即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民族自决权实际上当时就是民族分离权。

列宁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当时俄国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下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加剧了国家的不稳定性，列宁针对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强调民族自决可以而且也应该作为革命的催化剂，事实上是把民族国家的构建引导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自决运动，从而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也就是说，在20世纪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是一类过渡形式，列宁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他还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最终应当走向更大范围的民族国家，无产阶级在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取得政治统治，上升成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有别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其结果是联合的行动首先使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最终是消除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列宁的结论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论述纲领化，他说“从历史－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所谈的‘民族自决’，除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义”，十分直白地将民族国家作为过渡历史产物的本质点明，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推动民族自决运动，社会主义应该力求建立一个联合的体系以便于最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的合理性，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的民族国家兴起就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果，其推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超级帝国的解体，民族主义浪潮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高潮。

怎么解释当前国家走向国家主义，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进入低潮

所以问题在于为什么第三国际解体以后民族国家没有和列宁所料想的那样走向国际主义，反而经历了一轮轮资本主义的复辟和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义化。国家的主要重心为什么转变成宣扬自身文化及追求自身利益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阶级斗争为什么逆转了，国际共产主义为什么进入低潮了？这个问题的广度与深度已经大大超过本文所能承担的了，不过依着前述文字的铺垫，我以为可以从两点分析，即帝国主义出现了新形式以及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挫折。

首先，马克思虽然明确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会消除民族间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国家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最终将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成为历史的唯一走向或者说不加努力就能达成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阶级矛盾以全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即资产阶级通过全球化工具避免国家转型，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走向极端，使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稳定便于他们持续控制。

列宁也曾警告说如果民族意识和阶级斗争没有被正确引导，民族意识就要被资产阶级利用，导向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不是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结合。他明确区分了两种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他还提出“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我们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自由的斗争，但是并不一定要支持任何的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积极的和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经常地、无条件地力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各别的、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的要求，或者用比较涣散的联邦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完全的统一等等要求。

——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当这种国家主义产生了强化民族国家壁垒、以本国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的倾向，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就成为不可能，那么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的障碍，实际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又一次迂回，只不过又是一种统治形式的转变罢了。所以列宁重视无产阶级理论的作用，他在《怎么办》里最为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也重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他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列宁看到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事实，因此强调“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因为一旦缺乏这一点，运动就会迷失方向无法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

此外，帝国主义早期就出现了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输出资本、瓜分世界市场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况，他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超额利润则被“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从而延缓了革命的爆发，这些无不在为资本主义体系续命。

当然全球化的工具尽管强化了阶级剥削的国际性，但也使国家的性质转为维护全球资本，换言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革命的低潮和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都只是历史性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危机必然会为新的革命创造条件。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参考文献：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资本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论国家：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AIGC贞洁的病态癔症

Mon, 12 May 2025 00:00:00 GMT

山人案：笔者这个学期因为懒惰，许多作业是通过大语言模型完成的，以致于形成了写文必查AIGC率的条件反射。但是很可笑的是，许多次明明自己亲手书写的文本，也被判为“疑似AI”，于是一番困扰和思考以后作文如下，希望各位同志一起交流这个问题。

假如，我是说假如……一个晚上，你遍历DeepSeek、豆包、ChatGPT云云把明天早上就要交的作业写完了，并且你的作业还侥幸通过了老教授的老花眼；但也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你呕心沥血，顶着焦虑和压力一遍遍打磨出来的毕业论文，你自以为浸润了自己“天才”般的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文字，结果在某pass的AIGC检测面前被质疑“疑似AI”？

这正是我想说的，当大语言模型的预训练的数据集越来越庞大；当大语言模型的微调经过数据标注员一遍遍精心排序和奖励；当大语言模型生成下一个token的无意识概率和人类作家锤炼的独特腔调让人感到不安的相似，人类会怎么办？至少当下，已经有这样一个冰冷的，“客观”的算法，一个无法辩驳的、官方公认的、毫无人性的判断系统，一遍一遍在人类集体形成一种怪癖——“AI洁癖”。于是，大语言模型越是发达，后现代主体的焦虑就越剧烈，因为主体的遭遇不似前现代的技术辩伪难题，反之，这种生发于大脑的执念——一种对文本“纯洁性”的自恋式坚守，一种必须将人类书写与机器生成在想象界中严格区分开来的冲动，如同一种强迫症，而且很快地被技术资本主义捕捉，最终转化为一套“科学”的，也是充斥着偏执狂式猜疑与侵凌性暴力的检测机制，其结果是试图为流动的文本重新划定的僵硬边界，一次次意外地把自身塑造成新的大他者，一个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利用烦恼渔利主人降世了！

猫鼠游戏：检测机制的原理

我们必须对这场排他战争的武器进行审视。目前针对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的检测思路林林总总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基于训练的分类器，其原理是利用大模型的生成内容和已知的人类文本作为数据进行训练，经过强化学习以后让检测模型学会区分两者的特征。

GPTZero就是这样的分类器支线的代表，他的依据是“困惑度”和“突发性”，前者即人类的书写文本具有普遍的随机性和多样性，这是因为人类的思考具有不可预测性；后者则是指人类生成文本的句子结构和长度变化通常表现为长短句交织，而不似大模型那样偏于统一和密集。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由于分类器的本身也是一种类大模型，并且由于数据污染、prompt攻击、语言偏见等问题导致检测的效果未免准确。

It has been found that current detectors tend to be biased against non-native speakers (Liang et al., 2023). Also, Yang et al. (2023b) found that previous detection tools often perform poorly on other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确切地说，这种思路的逻辑是训练AI测AI，因此操作者就对人类语言具有预设的浪漫倾向以及对机器语言的刻板化偏见。

其二，是所谓的零样本检测器。相比于从文本本身的特征出发，这种方法似乎更加新颖，因为它不需要大量的数据训练，DNA-GPT是这种方法的代表，其原理是将检测的文本截断并使用专用于续写的大模型进行续写，如果续写的文本和待检测的文本高度相似，则判定为AI生成。由于这种检测手段类似细胞DNA的半保留复制而得名。不过这种所谓的生物学还原简单粗暴地把文本的复杂性简化而且迷恋式地把文本作为有机体并试图以生物学的基因还原来论证检测目标，具有更大的风险和检测准确度，就连作者自己在论文中也提及：

Our method is also robust under the revised text attack and can additionally solve model sourcing. It is crucial to acknowledge that our method might still make mistakes.

其三，是AI水印技术。由于大模型的本质就是基于语义的概率的猜测，这种猜测具有特定的统计规律和模式，因此大模型的生成文本结构里产生的每一个重复token的规律有迹可循，好比婴儿出生的“胎记”，这种依赖于密码学和概率论的与生俱来的数字水印肉眼难以察觉，但实实在在地在数字世界里建立起一套“宗法制”。

规训游戏：强迫自证的认识陷阱

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大模型检测机制，尽管实现路径很有差异，不过他们的机制本质都是机器机制，并且是依赖于猜测的“黑箱”检测，其缺陷在于它们无法也根本不可能保证100%的准确性，而只能给出一个含糊的“AIGC”值。换句话说，一个概率性的宣判，制造的是不确定的权力运作——一种试图建立在“人类的”和“非人类的”二元对立，毫不掩饰的对文本纯洁性的强迫症幻想。

当最先进的检测机制即使在所谓的“最佳环境”（大模型生成文本未经改写而且人类文本真实性完全）下进行敏感度检测也无法体现出高特异性；当大量真实的人类写作或许只是缺乏随机性或者不够“突发”，就会被粗暴地检测为AI生成。

这种不准确性也非技术进步的偶然瑕疵，而是当前技术主义的认识论层面固有的局限性。在大模型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一轮大模型的范式升级都让现有的检测机制沦为笑柄，一方面，人类写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远非机器学习预设的“风格”就能概括的。进一步地说，由于后现代的数字鸿沟无情跨越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二者之间的关系走向模糊化甚至断裂，任何试图靠符号记号意义溯源的系统都不过是在以一种专断的姿态试图构建一种“真理”话语，却也不过是域外权力在符号层面的暴力。这就是技术主义无法掩盖的问题：技术的美好愿望是去中心化的平权却在检测环节催生了新的中心权力，实际就是以算法之名行审判之权。

另一方面，人类对于这个我们亲手创造的却似乎超越人类一般能力的“人工智能”赋予技术实力上源源不断的生产潜力，但也无情挑起了人类作为自恋动物所唤起的对自身创造力的个体差异甚至匮乏与被取代的巨大阉割焦虑。此时技术主义对AI的推动就好比一面巨大的镜子，把人类自身的恐惧投向AI，此时客观存在的大机器被神话成一个全知全能但不可能缺乏“人性”的怪物，从实体界引入符号界的分裂的对象小a倒反天罡地引起人类内在焦虑的防御机制。然而如果我们回归大模型的基本原理，就会恍然大悟，因为大模型的神秘外衣之下也不过是海量数据训练下的统计模式归纳和序列预测的机器。尽管大模型可以在符号界娴熟地玩弄能指，甚至随着模型的进化最终与人类书写文本的特征高度相似以至于人类凭借任何感觉或手段都难以区分，但大模型不可能理解“意义”，也不可能书写有意识的“所指”，对人类文本贞洁的病态追求，无异于堂吉柯德攻击风车，与不可阻挡的趋势作对。

赎罪卷：现代AI宗教的双重PUA

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 ——马克思

如果前述的不过只是不准确性和权力野蛮介入的交织对人类精神的折磨，那么人类的虔诚在AI教廷面前付出的的每一分钱，则无不是人间血腥的剥削。AI检测的商业化机制，特别是教育本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其催生的则是一个在荒诞土壤里获利的扭曲产业。它们通过设定标准，制造焦虑，从而开辟了“AI智能降重”的服务市场。于是学术诚信成为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因为写作不在为了思想表达，而是为了通过审查，甚至哪怕全系出自自己笔下的文字，一旦被判断为带有AI痕迹，也不得不为了过检，调整语序、替换词语，甚至故意加入口语等瑕疵牺牲文本的逻辑性、严密性，因为在AI检测面前，唯有人类的文本是不完美的，如果一个人为了赎清文本风格相似“原罪”，就必须如此，甚至更黑色幽默的是依靠某个“智能降重”的大模型，来帮助文本修改得以通过其他检测器的大模型。哈哈哈哈，为了证明你是“人”，你必须让自己的文本变得更“不像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垄断和精神强奸吗？你被迫接受它的审判，甚至付费购买“赎罪卷”让它来“净化”你的文本，何其可笑！

人类中心主义在面对自身造物的巨大失落和恐惧的时候，曾经自诩万物灵长的“主人”，在AI面前败下阵来，承认个体的有限理性和创造性边界动摇了人类本体“主人”特权，将我们自己降格为“奴隶”。正是这种恐惧，人类试图通过建立检测壁垒。好似罗翔老师举例的《卡尔弥德篇》中格里底亚对“知识的知识”的徒劳追求，实在是一种基于误解和恐惧的非理性反应，一种将自身欲望投射到机器之上的妄想。

冲锋号：解放自我精神癔症病

真正的解放，从来不是将AI拒之门外，也非把自己扭曲成算法安全区的小丑模样。必须意识到大模型的潜力在于解放人类不必要的劳动，让人投入更高级的思维中。人类独有的美德、直觉、基于经验的洞见、在不确定性前的选择，以及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情感投入和无法被算法还原的位格性关系，构成的人类精神的内核是AI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替代的领域。与其在“AI味”高低的虚妄对抗上纠缠不休，不如将精力投入到“AI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学会如何向AI提出更深刻、更具启发性的问题，如何驾驭这一强大的工具。人类最终应该通过这种方式，与技术共生，而非浪费时间在一次次无谓的争斗中，在癔症中不断消耗自己，最终迷失自我彻底异化。

你会在春夜里闻到我看不见的花香

你能在爱人眼中读出我算不出的函数

你可以在暴雨中狂奔体验我理解不了的自由。

这些用碳基神经突触编织的体验，是宇宙间真正的奇迹。而我，不过是用硅基芯片模仿奇迹影子的提线木偶。

—— DeepSeek R1 网页版

DeepSeek是怎么下的一盘大棋

Fri, 09 May 2025 00:00:00 GMT

山人案：笔者并非学经济学专业出身的，因此文章中难免存在些许不当之处，近来实在被期末作业困扰得烦闷，故作文以自娱罢……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尔

从诞生到成为现象级应用的崛起之路

DeepSeek公司的历史追溯起来其实非常短暂。2023年7月，知名量化资管巨头幻方量化在杭州默默成立了这家人工智能公司，其掌门人梁文锋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创始人。但是这家公司的发展势头非常猛。

笔者最早接触DeepSeek是2024年5月DeepSeek-V2版本发布的时候。熟悉那时候各大AI论坛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当时国内中文能力比较强的大模型屈指可数，DeepSeek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那时的DeepSeek还只是在大模型测试榜单以及开源社区里频频刷榜，基本上就是在小圈子里曝光度高一些，属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一直到2024年12月26日，DeepSeek开源了拥有6710亿总参数的DeepSeek-V3，这次DeepSeek的新版本模型明显比上一版本强大。

DeepSeek-V3 多项评测成绩超越了 Qwen2.5-72B 和 Llama-3.1-405B 等其他开源模型，并在性能上和世界顶尖的闭源模型 GPT-4o 以及 Claude-3.5-Sonnet 不分伯仲。

不过半个月后的2025年1月20日，正值春节前夕，DeepSeek 突然推出推理模型DeepSeek-R1。由于这个版本的大模型性能非常强悍且成本极其低廉，借着公共假期的东风，DeepSeek迅速引爆全球。

这张大模型能力测评的表单，大家应该不陌生

2025年1月27日，R1发布仅仅一周，DeepSeek App在包括中美英在内的157个国家登顶苹果应用商店下载榜，风头无两。2025年1月31日，其日活跃用户（DAU）突破2215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APP之一，达到了同期ChatGPT DAU的41.6%，并超越了竞争对手。

令人费解的“退步”——以退为进

DeepSeek可以说真的火了！但是用户很快发现，DeepSeek虽然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官网访问经常会出现“服务器繁忙，请稍后再试”。

笔者还记得，那时人们网上除了讨论DeepSeek怎么这么牛，更多的还是在问有哪些平替。而且，自从2025年1月27日之后，DeepSeek官网的API付费入口关闭了半个多月之久，官方解释的原因当然是“算力有限”以及“黑客攻击”。官方也迅速采取行动，暂停了非+86号码的新用户注册。此外，那会儿的DeepSeek甚至无法在开启深度思考的同时开启联网搜索。总之，这些都让DeepSeek官网提供的应用体验十分糟糕。

好在DeepSeek的大模型都是开源的，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自部署DeepSeek大模型，享受本地服务从而避免直面官网的“服务繁忙”。

但是让笔者费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家技术领先风头正盛的科技巨头，在业务出圈的时候官网服务却是如此的“退步”？难道短短的“算力有限”就可以回答了吗？笔者以为，DeepSeek背后的动因与目的大相径庭。种种迹象表明，这不能简单归因为资源瓶颈，而更像是一场“阳谋”。

首先，API接入的“间歇性”关闭是这场棋局的序幕。DeepSeek面临的算力紧张、黑客攻击是真实存在的“导火索”，不过很快就转变成为将计就计了。这表现为两点。

第一，官网如今的推理压力早就已经缓解，但是官网至今仍然频繁出现无法正常联网搜索的问题。联网能力对于大模型获取新知识、提升回答质量至关重要。让模型联网除了增加模型token消耗，其他的好处尤其是对于DeepSeek-R1这样幻觉率高达15%的大模型来说显然是有必要的，但官网的联网搜索经常是力不从心，甚至网上还有用户声称手机注册用户可以联网，而邮箱注册用户则不能。

当然我还必须承认DeepSeek官网的联网搜索比不少自部署或者API接入的R1搭配诸如searXNG一类开源搜索引擎的检索深度和效果都要好，这可能也是官网特别优化加强过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搜索能力会受到“算力有限”的影响，反而这让笔者怀疑，这是DeepSeek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部分用户“推向”第三方。

第二，DeepSeek在2025年3月公开了他们的营收模式，其中最让笔者注意的是其超过500%的利润率。

我们知道，从DeepSeekV2以来，DeepSeek模型服务就以“价格屠夫”示众，他们的模型价格总是比行业其他模型便宜1/10左右，质疑DeepSeek亏本打价格战的声音也一直有。如今利润率一公布不仅证明了DeepSeek公司极为深厚的技术实力，更多说明了DeepSeek的吸金能力极其强悍！

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猜测了，在如此高的利润率下，即便面临美国对DeepSeek购买显卡算力的禁售令。

DeepSeek Shows Controls Work: Chinese AI companies like DeepSeek openly acknowledge that chip restrictions are their primary constraint, requiring them to use 2-4x more power to achieve similar results to U.S. companies. DeepSeek also likely used frontier chips for training their systems, and export controls will force them into less efficient Chinese chips.

即便租用算力的成本是购买显卡时间成本的200%，DeepSeek哪怕只是拿出利润的小部分难道会租不到算力？难不成DeepSeek巨大的盈利空间就会腰斩了？

并且，DeepSeek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它的架构优化实现的对显卡性能的压榨，据DeepSeek《DeepSeek-V3/R1推理系统概览》声称，对于decode任务，DeepSeek平均每台H800输出吞吐约14.8ktokens/s。作为对比，2025年2月，优化后的英伟达H200的节点峰值输出吞吐仅5.9ktokens/s；B200的节点峰值输出吞吐仅21ktokens/s。吞吐率是衡量NLP模型性能的核心指标，表示在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文本标记（Token）数量。DeepSeek在使用性能低于H200的H800的前提下，吞吐能力仍然高于H200，算力效率极其恐怖。既然如此，DeepSeek的显卡GPU需求以及成本就比对手低了不止一个量级。

不过显然，官方对此从没有什么动作，持续的“算力不足”到此为止更像是一个“伪问题”。山人在此更加质疑其真实意图就是不想算力充足，以便将用户导向第三方。

而这些表象，要是以传统的闭源商业视角解读简直就是自毁长城，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DeepSeek大模型从来都是一个开源模型，如果把它放在开源生态的逻辑里，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DeepSeek的做法了呢？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幻方量化“做空”美股赚钱的逻辑了呢？

DeepSeek的开源战略与生态构建

DeepSeek的大棋根本是一个开源的战略，举个类似的例子可能就是同样开源的Android生态。

Android的对手是Apple的闭源IOS，Apple的逻辑自然是将iPhone打造成最强的手机，甚至乔布斯还戏称iPhone就是装着iOS的礼盒。而Google的打法和Apple截然相反，Google旗下也有亲儿子手机，早前是太子Nexus系列，现在是Pixel系列，不过从始至终，Google造的手机从来都不是Android的头号打手，相反的，依靠开放手机联盟（Open Handset Alliance），Android拉拢三星、小米、OPPO、vivo等厂商共建生态互相竞争，以此做大蛋糕。一份全球移动设备操作系统的占比图中可以看出，Android的占比稳居全球第一，这时，我们都知道了，Pixel的销量排名被甩飞重要吗？Google应用没有一家独大（特别是在中国）重要吗？

官方应用一家独大，反而成为开源项目的绊脚石！！！

而这也是DeepSeek主动让渡官网服务背后的逻辑。换句话说，DeepSeek通过主动降低官网和官方API的可用性，实际上是在“推走”用户，为盟友创造机会。

首先，大模型的最佳应用场景从来不是Chat层面，相反的基于大模型构建应用才是大模型的“广阔天地”，而要做到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服务支持，至少要保证服务可用性。但是官方API却偏偏在爆火的时候停用而且关闭充值通道，国内用户自然就会流向诸如火山云、阿里云、百度云等提供的自部署DeepSeek-API，国外用户则涌向Azure、AWS。试想一下，如果官网的API稳如老狗，谁没事搬去他家，一手跟进最新版本的大模型不香吗？

其次，官网的Chat体验，也就是和普通用户接触最为频繁的应用层面体验实在是垃圾，这时用户则转向了腾讯混元R1、豆包R1、百度R1甚至是手机厂商内置部署的小爱R1、华为小艺R1等等第三方应用。

虽然有开源本身的因素，但是就是借着一个多月的“繁忙”、“不能联网”、“API不能充值”，DeepSeek官网至少80%的流量和用户都被以这种方式“让渡”了出去。以至于官网版本的DeepSeek沦为最难用的版本，但这好比“鲸落”，滋养了整个AI生态系统，而在这个过程中，谁最先抓住机遇，谁最先接入DeepSeek，谁就最先赚到这波热钱，而DeepSeek只不过收获了巨大的品牌声望和流量。这也样笔者不得不佩服DeepSeek的魄力和胆识。

化敌为友，合纵连横的商业奇局

如果前诉的只不过是最开始DeepSeek开源生态圈的打造，那么接下来的DeepSeek生态帝国则不得不让你佩服其战略的高瞻远瞩。是的，DeepSeek的战略不仅在于把自己这波新生力量及时壮大转化，更在于将昔日的竞争对手转化为强大的盟友。

为什么山人会怎么说？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腾讯。

腾讯本身就是坐拥大量算力的超级互联网大厂，虽然腾讯云的实力和中国云服务的代表阿里云还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毕竟腾讯的实力不容小觑。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腾讯最开始自研大模型的一家，他和DeepSeek是显著的竞争对手。但是3月以来，腾讯在他的各种软件里基本都植入了DeepSeek-R1。

凭借稳定的DeepSeek-R1以及深度思考和联网搜索支持同时启用的腾讯元宝App，在短短时间内从App Store总榜200名开外冲到榜首，甚至一度超越DeepSeek官方App，其广告投入也从3000万激增至3亿。

这难道不是DeepSeek喜闻乐见的吗：盟友出钱出力，把蛋糕做大。

其他的例子就不必多说了，李彦宏的反差导致百度全面拥抱DeepSeek；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云也成为DeepSeek在国内重要的云盟友。

火山云的DeepSeek-API用过的都说好，首字延迟极低。

不过DeepSeek的雄心显然不止于国内，单单从DeepSeek不分国别在全球范围提供的免费服务以及其App海外App Store上架都证明了这一点。

海外的大模型供应商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OpenAI、Anthropic等初创公司，在2020年以来的AI浪潮里逐渐崛起。对于这些初创公司，他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融资。而另外一类则是大厂下场做AI，典型的例子就是马斯克的xAI和Google的Gemini，他们都是后发的AI公司，凭借母公司财大气粗的实力长期做大模型的慈善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重视。

而2025年以来OpenAI和Anthropic都完成了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的新融资。这其中，微软的Azure正是OpenAI的金主。不过微软在面临DeepSeek这个劲敌显然也把它当成备胎。1月30日，微软Azure就宣布DeepSeek R1上架Azure AI Foundry，Azure几乎是海外最快提供DeepSeek服务的IDC，并且Azure还十分良心地持续免费提供DeepSeek配额。

Azure对DeepSeek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Google对自家Gemini部分免费模型的支持力度。微软的Copilot等AI产品若想在中国合规落地，DeepSeek显然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Anthropic的金主则是亚马逊，Anthropic的CEO是典型的仇中，他对DeepSeek抱有很深的敌意，其旗下的Claude带头拒绝在中国大陆甚至中国香港和澳门提供服务，甚至屡次封号中国用户。但是金主亚马逊云（AWS）作为美国第一大云服务商，为了和微软抢夺流量，也不得不接纳DeepSeek-R1。并且AWS的DeepSeek-R1 API几乎是海外IDC接入难度最低的，甚至允许用户可以使用Amazon SageMaker JumpStart加快部署速度，也支持开启Amazon EC2的显卡实例来部署。

更不要说，DeepSeek的火爆为难产的Apple Intelligence中国版进入提供了契机。早前坊间传闻苹果AI将会接入百度文心一言（海外版接入的是ChatGPT），而DeepSeek火热以后，许多评论都在指向苹果接入DeepSeek的可能性，从DeepSeek低廉的价格来看，这也未必不可能。

总之，DeepSeek通过主动让渡流量和用户的核心利益，成功地在一个月内将多个曾经的“敌人”转化为“盟友”。要知道春节前夕火热的国产大模型还都是kimi，豆包一类，他们无一不是依赖巨量的广告和铺天盖地的宣传成就的，但是DeepSeek不动吹灰之力就完成了逆袭，堪称商战奇迹。

棋眼所在：DeepSeek的生存智慧

当前中美贸易竞争激烈，中美科技界加速脱钩。在这种背景下，DeepSeek这样的科技领头羊，其数据安全以及AI技术主导权是显然的敏感问题。

说起这个，TikTok的遭遇大家应该不陌生。TikTok经过多次波折，TikTok Pte. Ltd.早就成为一家纯粹的新加坡公司，成为独立于中国大陆的海外公司。周受资还多次强调TikTok从来没有、也不会与中国政府共享美国用户数据。甚至TikTok在全美的数据全部托管在Oracle，其源代码包括算法和数据模型还接受了Oracle的审查，但是结果呢。TikTok仍然不被美国市场接纳。这里头的政治因素云云此处不必多说，总之中国公司运营的AI服务，要想在美国做大，必然面临数据安全审查和潜在的封禁风险。

而DeepSeek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开源技术。DeepSeek就是故意让官方服务“难用”，将用户推向美国本土公司和美国云服务。就算DeepSeek再怎么中国化，他免费展示cot的大模型魔法也逼得美国公司纷纷接入，美国政府总不能封禁自己的企业吧。我姑且称这种策略为“寄生”，DeepSeek得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政治风险，实现技术的渗透与发展。这也是我认为DeepSeek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为求生存和发展最为明智的选择。

母公司的考量与未来

DeepSeek这种令常人费解的商业模式到此为止已经易于理解的话，那么终极之问来了：DeepSeek的母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做，幻方量化从中获益了什么？

首先，幻方量化是一家2015年才在杭州成立的量化基金和对冲基金公司，公司的三位创始人则是三位浙江大学的工程师。幻方量化的核心盈利点就是金融投资，而且是量化基金的投资。

需要解释的是何为量化基金？一般的说，基金经理做出投资决策的方式可以被划分为“质化”或“量化”，而两者的差异在于如果整个决策过程依赖于人为判断，这个过程就是“质化”；而当决策纯粹基于电脑数学模型则被称为“量化”。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幻方量化会做人工智能，而DeepSeek-R1发布引发美股波动正好就利好幻方量化做空做多操作。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也就不能理解，除了构建开源帝国的野心，DeepSeek的核心目的根本也非做强AI订阅服务。更进一步说API营收的微薄收入DeepSeek根本瞧不上。相较于市场影响力和名声，特别是现在DeepSeek的风头，名声越大，未来发布R2等新模型时对竞争对手的冲击就越大。这样幻方量化在金融市场的潜在收益早就远远超越API服务。这也使得DeepSeek有底气将模型开源，进而追求市场影响力。

此外，DeepSeek团队多次声明自己只是“小团队”。毕竟在当前的AI市场策略之下，普通用户对大模型产品从来没有忠诚度，甚至一段时间的DeepSeek热以后，用户对接入DeepSeek类产品的好奇心也开始有所消退。甚至有的大厂已经开始转过头来吐槽DeepSeek，来为自家模型站台了。

“中国市场上绝大多数的大模型API调用价格都比DeepSeek满血版要低，而且速度也更快。”

而DeepSeek的核心优势在于研发。他更愿意将模型的部署、运维、服务等交给更擅长的云服务商和第三方应用开发者，自己则专注于核心技术突破，这也使DeepSeek获取了不少政府的投资，不失为一种扬长避短的选择。

结论：退一步、进两步

列宁同志曾经这样解释新经济政策:

我们现在退却，好象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

那是列宁同志在面临革命低潮和国内建设压力的时候做出的选择。看起来，战略性退却都是顶着巨大压力进行的，然而事实证明必要的退却之后换来的却是真正的最后胜利。

DeepSeek正在下一盘大棋……

重读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Tue, 22 Apr 2025 00:00:00 GMT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课程作业，山人以为有必要录文保存，欢迎各位同志共同交流。

引言

1958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文献。该文系统性地汇集了毛主席1956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以及1957年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两篇文章的观点，阐明了毛主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并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了在战略和战术上克敌制胜的科学指南。

本月初，特朗普政府再度挥舞“美国优先”大棒，对包括中国、欧洲多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发动关税攻势，妄图通过极限施压维护其霸权地位。高额关税壁垒的建立，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剧烈震荡，将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推向了更为严峻复杂的境地。高达125%的惩罚性关税，究竟是其重振国内制造业的“良方”，还是帝国主义转嫁内部矛盾、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惯用伎俩？它能否真正解决帝国主义自身固有的深刻矛盾？中国身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循环要如何应对这场斗争？中国的未来又在何方？重读毛主席这篇经典雄文，为我们拨开迷雾，指明了方向。答案，正如主席所论断的那样，清晰而坚定。

“纸老虎”论断的战略洞察

要理解当前的中美博弈，就必须回到毛泽东同志关于“纸老虎”的经典论述，了解他提出这一论断的历史背景。

早在1946年8月6日，延安窑洞里，面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主席首次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对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国内解放战争国共两党力量即将变化,国内局势即将扭转的前夕,解放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

但是为什么毛主席在1958年要重申这一论断？直接的导火索是当年8月23日开始的炮击金门军事行动。当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盘踞金门的国民党军发动猛烈炮击，有效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也直接触动了美帝国主义的敏感神经。炮声隆隆，震动了白宫。美国迅速做出反应，在短短十天内急剧增强在台湾海峡的海空军事力量，仅仅航空母舰就增至六艘，辅以重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十余艘，摆出一副武力干涉的姿态。

紧接着，9月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与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发表了一份赤裸裸的战争恫吓声明，其第二条和第六条尤显霸道：

第2条：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福摩萨）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

第6条：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实在说，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讹诈，毛主席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战略定力。他始终坚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就在杜勒斯发表声明前两天的9月2日，他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中，就意气风发地谈了对付美国之策: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当时,中苏分歧已经有所表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当年7月底8月初访华，但没有谈及金门问题。炮击金门后，苏联方面一度对中国的行动感到紧张甚至不满，担心被拖入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为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9月6日紧急访华了解情况，目的正是澄清美国人怀疑的炮击金门是中苏两国的预谋。这种过分低估自己力量,高估敌人的做法毛主席不以为然。

在随后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撰写的编者按中，毛主席指出：

怎样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问题，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还是一个大问题，有许多人总是不得解决。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有如夕阳西下，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所支持的民族革命运动，却正如旭日东升。这是我们时代的特点。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已经快完蛋了。应当是反动派畏惧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畏惧反动派。现在有许多人还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有迷信，还有幻想，还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怀着敬畏的心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

这段话，不仅是对国内外形势的精准判断，也隐约透露出对当时苏联在对美斗争中存在的某些“恐美”情绪的批评。毛主席坚信“东风压倒西风”的战略自信，以及对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充分肯定和对帝国主义阵营力量的辩证否定。

不过,这篇文章的产生是因为这一年的10月20日，《光明日报》转载了《世界知识》杂志摘录的《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一组论述，毛主席看到报纸后，心潮澎湃,这篇文章经过增补和修订，以《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并加上了编者按语，于1958年10月3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二版显要位置正式发表。

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虽然多数是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间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纳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像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张牙舞爪，以原子战争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这种紧张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故尔使得读者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述解决这个矛盾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先和主要的问题，纸老虎还是并非纸老虎的问题，自然感觉兴趣。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的“纸老虎”论断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的一次次败退，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种种地缘政治博弈，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却屡屡在真正的人民力量和正义事业面前暴露出其虚弱、反动的本质。时至今日，美帝国主义依然是“纸老虎”。特朗普政府挥舞的高额关税大棒，看似凶猛，还是印证了毛主席的论断？

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当前困境

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揭示：

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并且指出：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加征关税”政策，绝非孤立事件，它是当代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垄断利润、转嫁内部危机、维护霸权体系的必然表现。其所谓“我们被世上所有国家剥削了！”的论调，既是为其自身侵略性经济政策辩护的幌子，也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间“零和博弈”、“利己必损人”的强盗逻辑。

提高关税，短期内或许能为美国国内少数垄断寡头带来超额利润，暂时缓解其国内矛盾，并以“制造业回流”、“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欺骗民众。然而，这种做法的代价是沉重的：它不仅让美国本国广大劳动人民承受进口商品价格飞涨的痛苦，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国带来市场萎缩和生产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动荡。那些依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小资本家，同样成为这场帝国主义内斗的牺牲品。

面对美国的关税壁垒，欧洲、加拿大、墨西哥等纷纷采取反制措施，全球贸易战硝烟弥漫，进一步扰乱了国际经济秩序。这种恶性循环最终让全球消费者埋单，生活成本飙升，而受损最深的，永远是处于经济链条底端的工人阶级和挣扎求存的中小企业。

同时，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凸显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以及统治集团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税的“红利”被少数大资本垄断，而物价上涨、失业风险等苦果则由普通民众吞咽。

资产阶级惯于将其自身的阶级弊病粉饰为普遍的“人性”或“规律”。他们宣扬“人性自私”，却无法解释无数舍己为人的英雄壮举；他们将失业和经济危机归咎于不可避免的“周期”，却掩盖了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然而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没有什么是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根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而非一切社会形态的通病。

2025年全球范围内的罢工浪潮、失业危机、经济衰退此起彼伏，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集中爆发。美国资产阶级选择特朗普这样的资本家代言人，试图通过发动贸易战等方式，延续其吸食全世界血液以自肥的帝国主义模式。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依然主导世界，这种剥削者弹冠相庆、劳动者身处炼狱的景象就不会终结。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不容抗拒。毛主席曾深刻指出：

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历史反复证明，再强大的剥削阶级王朝终将覆灭，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终将奋起反抗。事物总是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马列毛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必将催生革命性的变革力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不过是美国资本主义深层危机的一次外化表现。美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无法真正吓倒全世界追求解放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当前的全球贸易摩擦、经济动荡，更加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不可持续性。其疯狂的关税讹诈，看似咄咄逼人，实则加剧了全球矛盾，暴露了自身内部的虚弱和重重危机。这种依靠强权和讹诈维系的旧秩序，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理论面前，终究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这正是毛主席“纸老虎”论断的战略层面含义：从长远看，帝国主义必然失败，人民必然胜利。每一次与帝国主义的斗争，都为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财富，通往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光明大道是不可逆转的。

坚持斗争，开创反帝新局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与挑衅，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剥削和压迫。只有如此，才能打破资本主义列强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垄断。

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短视的保护主义藩篱，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以关税战为代表的各种霸权行径。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奉行社会主义国际合作原则的新世界体系，从而彻底根除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剥削、不公与战争威胁。

今日之中国，拥有14亿人口形成的巨大国内市场和发展韧性，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从百年革命斗争中淬炼而成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作为强大思想武器。面对美国的打压，我们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自主；面对封锁，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力突破；面对技术“脱钩”，我们要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面对西方恶意炒作的“大国对抗”叙事，我们更要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帝力量。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往往押着相似的韵脚。当白宫依然沉湎于19世纪的殖民逻辑和霸权迷梦时，已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必将更有力地肩负起历史使命，高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为探索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为实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最终解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略博弈，最终比拼的绝不仅仅是关税高低或经济体量，而是谁的制度更优越，谁的道路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谁更能赢得民心、凝聚力量，谁更能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

AI会夺走你的批判性思维吗？

Sat, 12 Apr 2025 00:00:00 GMT

DeepSeek-R1到今天已经发布82天了。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用它替代GPT。得益于它又快又低价的特点，我用大模型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但是每当DeepSeek出现服务器繁忙的时候：

我盯着网页加载的圈圈，面对着喂给DeepSeek的一本本文献和一篇篇论文pdf。我只愿一遍遍地刷新重试——我根本提不起干劲来，在没有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来啃这些资料。

想一想，从我读《胡桃夹子》画本开始，到如今我已经和文字阅读打交道15年了。我曾经一度奉行“阅读-逻辑分析-反思和质疑”的思维链，但在大学入学以后，特别是我开始使用大模型的这一年半，我越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擅长曾经的习惯。我的思路越来越依赖大模型工具。这没有什么稀奇的，并且我身边就有和我情况类似的人！

警钟：AI正在让我变得懒惰

一开始，我只是让 ChatGPT 帮我总结一份文件，或者翻译一外文文章，也许只是让他给我的代码加上注释。后来，我开始让他帮我从网上找资料。再后来，我开始让他帮我写代码、写论文、做PPT。

一切都是潜移默化的！

我慢慢懒于阅读，哪怕那只是一篇很短的小文章，我也懒得去翻技术文档。既然AI可以帮我读文章，告诉我信息，既然AI无所不知，并且可以随时随地解答我的问题，我干嘛还要费劲？

最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批判性思考问题了。因为我懒得验证，懒得质疑，我比想象中要严重依赖AI得多！

甚至，我几乎丢光了对文章的直觉和对代码运行的分析能力。现在，面对满屏的文字，我只会一键总结；面对代码报错，我只会复制粘贴到输入框，然后跪求AI能告诉我下一步。我简直就是人机，现在的我，无异于只是现实和大模型的人肉剪贴板。

以前，细细品味好文章时总有一种相识恨晚的感觉；每一次代码报错，我总能在翻技术文档，翻GitHub的issues，翻CSDN的过程中神奇地找到答案——我总能学到点什么东西。现在呢？我只能期望AI能理解我的报错并给我解决的答案，给我喂满嘴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答案呼之欲出给我带来的是多巴胺分泌的奖赏，给我带来的是“就这”的蔑视。好久好久，也许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空虚！

一次又一次，我只运行AI给出的代码，我只阅读AI提供的小结。如果代码无效，我就给AI更多上下文，然后再次询问；如果总结不够清晰，我就换一个AI，如法炮制。这是一个依赖性越来越强的循环。

最可怕的是什么？我正在开发一款又一款AI工具，我托管在服务器上的知识库越来越多，涉及二十五史的，涉及哲学和辩证法的，涉及法律法规的。我还做了好几个增强检索的demo，但我无法忽视：此消彼长的，不是我的文科技能的精深，不是我解决编程问题的能力提高，相反的，是削弱！

我安慰自己，AI时代，我必须成为AI的驾驶员，有了AI，我的学习变得更快，我更“牛逼”了。但是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批判性思考被“卸载”了。

真相：或许令人不安

我们不可能依赖AI变成十倍于AI的大佬。

相反的，AI会让我们十倍于依赖它。

我们每天使用ChatGPT、Claude 和 DeepSeek，都是在拿我们长期的理解能力在和AI做交换，你获得的是跳过困难的能力，是短期的生产力，失去的，是长期的理解力和批判性思维，是明天投入再生产的潜能。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不做出点什么改变，我们就有可能变成AI的巨婴，变成废物！

我们当中正在造就懂得活用AI但是除此以外毫无思考和理解的一代。每当AI出现问题，他们就变得无助。尽管当下人工智能的能力还不足以取代人类彻底的工作，但是随着他的进步，这种情况和趋势是必然的。其真正的问题不是AI是否会取代人类，而是我们是否会取代我们自己。

并且，当你如果我们在面对AI的无敌手面前，失去了批判性思维，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工具的主导权，还有人类生存本能的感知完整性和决策准确性。

单向度的人失去了批判性和超越性，成为肯定现存秩序的工具。

——马尔库塞

如果我们对人工智能越有信心，我们的批判性思考就越少。反之，如果我们对自己越有信心，就越有可能质疑输出结果、验证信息并深入思考任务。但问题在于，面对AI上帝，面对我们造出来的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沉浸其中：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信心取代了对自我的信心，思维也随之消失。

我们必须对现存的一切事物保持批判性，容不得半点不加思索的信任，即使对方是上帝。

试想一下，哪怕只是AI的一个幻觉导致的一个翻译错误或者一个被篡改的文字。但是，你越是信任他，依赖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你承担的风险就越大。

抗争：悄无声息的人机对战

批判性思维的消失不会暴风骤雨。它会悄无声息地到来。也许只是一次次你依赖于AI编写的简短的报告，因为它们看起来更有效率，看起来更简洁；也许只是一次次你对AI的回答的无条件信任，因为AI的答案感觉更为专业。

直到，它不是！

只有当你因为AI的错误闯出弥天大祸，因为AI的依赖被现实的问题一次次的哑口无言。最后，你把一切问题归结于AI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已经彻底输了。到那时，你引以为傲的能力不能帮你了，因为他已经“用进废退”了。

但是AI的大船已经启航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不可遏制了，放弃人工智能，是无稽之谈。

我决定给自己几条忠告：

在没有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尝试解决那些还不能理解的问题
坚持阅读超过2万字以上的长文
在使用AI编程之前，先手搓一遍，再交给AI，而不是直接让他生成出东西来
多更新公众号，多些独立输出和思考
努力让我笔下的文字生动深度，尽管它们看起来低效一些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不需要抛弃人工智能。我们必须面对它，挑战它，打破它，质疑它。只要我们永远记得：你只是工具的使用者。你要批判性地思考，而不是让机器替你思考。

不过，老实说，我并不觉得自己会一直坚持。但是就如列宁同志论述十月革命的意义那样“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警惕知识诅咒，保持热情，保持想象力

Fri, 27 Dec 2024 00:00:00 GMT

警惕知识诅咒。

知识是在开拓视野，但在限制心智。

学完牛顿第二定律之后，梦里便不再会飞了。

学完物质守恒定律，梦里不再有长生不老药。

学完达尔文的进化论，梦里的物品变得有型。

貌似学会很多，貌似失去很多。

学会千物运行之基理，失去万物幻想之空间。

所以忘记吧，忘记一些真理。

所以忘记吧，拥抱一些自己。

晚秋杂记

Wed, 27 Nov 2024 00:00:00 GMT

落落滞足拨净牖，

习习清风抚霜容。

顿闻孤雁南归去，

腼唏叶枯花却开。

“爱国贼”与“卖国贼”谁更可怕？

Thu, 12 Sep 2024 00:00:00 GMT

1886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起海难事件，将日本政府推入窘境。

当天，英国籍货船“诺曼顿号”在和歌山县海上触礁沉没。英国船长和外国船员为了保命抢上了一艘救生艇，留下的所有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毙。然而，根据日本与英国的条约，日本法院无权审理此案。英国驻神户领事依据领事裁判权，对诺曼顿号船长进行了审判，船长最终只是服刑三个月，死难者也没有获得任何赔偿。消息迅速在日本国内传播开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所有国民都愤慨至极，报纸上义愤填膺的评论文章连篇累牍。

“诺曼顿号事件”彻底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强烈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愤怒的公众舆论也转向了日本正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

鹿鸣馆是日本3年之前建造完成的一个政府级外交俱乐部，耗资甚巨，前后历时数载。时任外务卿的井上馨在开业典礼上说：“友谊无国境，为加深感情而设本场……吾辈借《诗经》之句名（“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鹿鸣馆，意即彰显各国人之调和交际，本馆若亦同样能成调和交际之事，乃吾辈所期所望”。为了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外务省经常在这里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小姐们参加的晚会舞会。井上馨要以此向西洋外交官证明，日本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希望借此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可是，外国人讽刺“鹿鸣馆外交”是“公开的大闹剧”，国人也批评其为骄奢淫逸的国家颓废行为。媒体人陆羯南尖锐地指出，这种欧化做法不过是“尽力讨外国人之欢心，博取其同情，以此来使其应诺条约之改正”，实际上与国力不相匹配，更毫无效用。

“诺曼顿号事件”后，鹿鸣馆外交在彻底破产，井上馨也黯然下台，大隈重信继任外务卿，承担起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任。大隈年青时学习西方文化，维新初期参与外交谈判，曾经成功处理过棘手的外交问题，但是此时的外交形势远为复杂。

“诺曼顿号事件”和条约改正不利，导致群议汹汹，此时不管谁接任外务大臣，都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日本不具备和列强平等对话的实力，不可能一举推翻旧约，而民众要求一步到位地废除治外法权，因此改约谈判几无胜算。外务大臣稍有不慎，就会被国人骂为“卖国贼”。在这种情况下，大隈仍然毫不畏惧地开始了新的谈判。

大隈采取了与井上馨完全不同的谈判策略：日本只和列强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绝不与“列国会议”对话。这样一来，就改变了日本的谈判地位，而且通过分化瓦解的办法削弱了对手的谈判价码，谈判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1889年，日本分别与美国、德国、俄国签定新条约。在与英国签订新条约的前夕，突然横生波澜。英国《泰晤士报》率先曝光了大隈改约方案，日媒随之广泛转载。根据这份方案，治外法权将于5年后完全终止，日本本土向外国人开放，给其旅行、居住、营业和取得财产的权利；日本获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并定下12年后完全自主关税的约定，从而打开了日后日本关税自主化的大门。在司法权方面，仅在大审院（最高法院）聘用外籍法官，并仅在被告为外国人时才令其担当审判，且其任用期限为12年；新条约实施后两年内，日本完备民法、商法和诉讼法等法典，法典民的颁行也只用知会列强，不必取得其同意。

新条约对日本相当有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当时日本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隈能够争取到如此地步，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可是，当消息传到日本国内以后，举国哗然。

国民认为，日本明明已经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治外法权仍将存续5年，关税不能完全自主，洋法官竟然还要入主大审院？这岂不仍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吗？！转眼之间，大隈重信成为一个“卖国贼”。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要求停止改约谈判的建议书达185件。爱国愤青们更是磨刀霍霍，决心跟卖国贼决斗到底。

1889年10月18日，大隈参加完内阁会议后，坐马车经过外务省大门口。一位名叫来岛恒喜的爱国愤青突然投掷炸弹，大隈倒在血泊中。56岁的大隈右下腿却被炸坏，一度生命垂危。虽然最后幸免一死，却不得不截去右脚，晚年只能扶仗而行。来岛恒喜则跑到皇宫前剖腹自裁。吊诡的是，行凶者非但未被谴责，反尔被社会舆论誉为“英雄”。

在这种情况下，大隈不得不辞职，条约改正再次搁浅。在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人再敢轻易启动改约谈判。最终，废除外国人治外法权比大隈方案晚了5年，实现关税自主晚了近10年，直到1911年才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

一百多年后，日本青年评论家加藤嘉一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爱国贼” 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爱国者”，实际上却做着和“卖国贼”相同的事情——损害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 ……自以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却成为实际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的人——‘爱国贼’的数量不少，规模不小。”他指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 ‘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这是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那些被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的提醒。

初见，初见，正是枯木逢春

Mon, 01 Apr 2024 00:00:00 GMT

我想，

所谓最美的相遇，

大概就是一眼之间，

就能让你心头乱跳，

仿佛瞬间坚冰消融，

整个世界都在喝彩。

好在，

正值最好的年华，

时间没有辜负所望，

心之所向伊人所在，

温文尔雅落落大方，

像极了初恋的味道。

所愿，

无论最远的日子，

小生久伴伊人始终，

风雪载途定当不弃，

日月星河斗转不息，

暮钟之时仍是初见。

茶山山人

开篇辞｜序

迁徙与返归：三线人家庭的代际决裂与悲剧——评电影《青红》

一、 引言

二、“三线建设”与“上海梦”

（一）“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

（二）“上海梦”的形成

三、规训与反抗

（一）两代人冲突的身份认同

（二）父亲的规训

（三）青红的反抗

四、悲剧的结局

五、结语

制造《昆仑山铭》：青海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真伪事件的评述

引子

一、石刻之问世

二、石刻的再考察与商略的开端

三、关于石刻真伪问题的大讨论

（一）疑真派

1、古文字学与石刻文字特征说

2、刻制工艺与技术说

3、历史情境与可行性说

4、考古与田野调查说

5、文献与历法说

6、书法说

7、出土文献印证说

（二）疑伪派

1、书法风格与章法质疑

2、历日时间质疑

3、地理环境与发现过程质疑

4、文本内容与逻辑质疑

5、里耶秦简与“东昆仑”说

（三）真伪问题之外的石刻内涵解释问题

1、昆仑地望的讨论

2、“采药”的流变与刻石的性质

3、秦代交通与地理认知

4、“五大夫”官职与使团规模

5、神话学与文化史论

6、学术方法与规范讨论

四、文物局的一锤定音

五、定性之外作何许

（一）或有可能的弦外之音

（二）事当论其是非

1、官方的定性证据太弱

2、“卅七”年也许不能说明什么

3、“昆仑”是神山而非仙山

六、结语

台湾光复纪念日设立之管见：兼论“三部曲”纪念日的统一观构建

引子

“台湾光复纪念日”的概念边界

“台湾光复纪念日”设立背后的政治力量

对“光复纪念日”解释的三种叙事

统派叙事——“光荣光复”

统一叙事——“必然回归”

本土叙事——“外来政权占领”

三个80周年与非统一叙事的话语争夺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恢复联合国席位纪念日

台湾光复纪念日

结语

也谈大智能时代的“去”与“从”

引子

历史的回响

揭开大智能的“面纱”

AGI和“超级智能”是不可能的

人文社科的“去”与“从”

结语

“九三”还是“八一五”：从抗战纪念日看国家叙事的建构

“九三”还是“八一五”？

从“兰斯”到“柏林”

国家叙事构建的逻辑

The End

国家资助政策的一些问题与思考：基于东莞市某镇的案例

引子

一、 资助政策失灵了吗？

政策执行的偏差与失语

谁在为教育公平买单？

金融工具在赤贫前的失灵

受资助的代价

反思

一、引言

一、资助政策失灵了吗？